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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雖然有一定思想准備，但還是不覺在心裡一震：講真話、實話的風險終於來了。不過，我想了想，還是首先穩定自己的情緒，然后安慰黃新華：“怕什麼？中午香港電視的新聞播出之后，下午香港股票升破4500點，很多人會請你這個新聞發言人吃飯呢。看起來，社會反映很正面。如果有責任，完全由我來承擔。”
黃新華是寶安人，深圳市成立之后就從茂名調回家鄉的深圳市廣播站工作，並且成為深圳唯一的一名記者——當時的深圳本土除了廣播站之外，沒有其他的新聞單位，而廣播站就他一個正式記者。黃新華后來調到市委宣傳部的外宣處（對外也叫市政府新聞處），從科長、副處長到處長。而我1981年調深圳市委宣傳部后，分工聯系、指導廣播站工作。我當副部長之后，這幾年，外宣處的工作又是由我分工負責。我和黃新華之間，一直相處得比較和諧。他看我態度很堅定，說得似乎很輕鬆，緊張的情緒緩和了下來，說：“這麼說，我就放心了。”然后就告辭回家。
不過，黃新華走的時候，還是友好而又深情地望一望我，說：“部長，我覺得事情還是不會像你說的那麼簡單。大家還是小心為好。”
黃新華走后，我的心裡真的像是有十五個吊桶打水那樣七上八下，很不安寧。因為我明白：這種事情可大可小。大到可能會真的受到“泄露黨和國家重要機密”的嚴厲處分，甚至被判刑。
我站在窗前，遙望外邊的星空，聽著北風吹拂樹木的濤聲，思緒萬千。想了好久，我終於下決心來到“鬆園”厲有為的住處。他是分管輿論宣傳的深圳市委副書記，又是鄧小平視察期間入住迎賓館的市委主要領導。
我一敲開厲有為的房門，就主動向他“坦白交代”：黃新華是我的下屬，是我同意他那樣答復香港電視台的電話詢問的。有錯誤的話，完全由我負責任。我願意接受組織的任何批評、處分。”
厲有為有點突然地看著我，認真聽我說完以后笑著說：“哎呀，事情已經過去了。社會上對小平同志到深圳特區視察的新聞反映很好嘛，今天下午香港的股票指數大幅攀升哩。你回去干你該干的事情，好好休息吧。明天的工作任務還很重。”
聽了領導的一番話，我不由轉憂為喜，心中的石頭才真正落地，坐也不坐就向厲有為告辭。
回到迎賓館5號樓的時候，我沒有立即進我的房間，而是在樓下的林蔭道上慢慢地散步、靜靜地思考：從毛澤東到鄧小平，兩代中央領導集體都倡導要“實事求是”，但實踐起來並不容易啊！因為，要在很短時間內認清事物的真實本質是很困難的，從中求索其變化、發展的規律就更加困難。且不論經濟領域、文化觀念方面的事情，在政治領域，動機與效果、真實與政治需要，兩者經常就很難統一、和諧。具體到新聞的發布和報道，往往有許多新聞事實不予以發布或不予以報道。為什麼呢？就是政治動機及政治目的之間的矛盾使然。所幸是在中國確實有許多勇於排除萬難，敢於實事求是的人和事。七八十年代之后，鄧小平在對待中國改革開放問題上，就是堅持實事求是的典范。深圳特區的不少領導也是敢於堅持實事求是原則的。市委書記李灝就曾經說過：“哪一項改革之初，不是離經叛道？！”如果沒有這種敢闖精神，深圳絕對不可能建設和發展到今天這個樣子。
想到這裡，我不覺熱血沸騰，一股“要為黨的事業負責而敢於冒風險”的勁頭沖上心頭。也可能是這種純真、朴實的共產黨員信念，使我日后在宣傳報道鄧小平南方談話精神時，仍然不怕冒風險，敢於負責任，義無反顧。
之后的兩三天，黃新華他們新聞處利用中午或晚上的時間，繼續不斷給我送來好消息：我們及時講真話之后，海外對鄧小平視察深圳特區的反應很熱烈，報道量很大。據初步統計，從20日到22日，香港的20多家報紙和5家電台、電視台，以及外國駐港新聞機構，就已經發稿200多篇，有消息、特稿、評論、圖片等。香港《明報》、《東方日報》、《天天日報》還就鄧小平與中國改革開放的專題出專版。從內容看，絕大多數反應都很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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