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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軍北伐期間，按照李大釗提出的“固甘援陝，聯晉圖豫”戰略方針，在中共甘肅各級組織支持下，甘肅各級政府大力加強根據地的建設，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進行了一系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措施，穩定了甘肅局面，增加了財政收入，激發了民眾的革命熱情。為北伐戰爭提供了源源不斷的財力、物力和人力支持。
在北伐戰爭期間，甘肅革命根據地所做的貢獻到底有多大，沒有全面的統計資料，但僅從局部記載看，就足以說明甘肅后方基地對北伐戰爭做出了巨大貢獻和犧牲。
《我的生活》記錄了馮玉祥初到五原時的窘迫狀況和甘肅對北伐的支持：“劉郁芬那時為甘肅督辦，薛子良為省長，知道我們此間困苦，薛特送來十萬元，為我們的給養之資﹔棉衣等約五千、五千的由黃河以船送來。錢固不夠，被服亦緩不濟急，然而已經不容易得來。”宣俠父的《西北遠征記》描述了國民軍南下援陝時的路線抉擇：“當時韓復渠預備即時向山西開拔，到包頭來向馮氏請示。馮氏冷冷地對他說：“我們還是從甘肅走吧！多走一點路，不要緊，因為這條路是安全多了。如果在中途被人繳了槍，這不是玩的。”証明甘肅根據地對國民軍北伐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馮玉祥經甘肅、寧夏赴陝途中，看見沿途都設有兵站，四鄉人民運送的糧食、柴草堆積如山，尤其對涇川印象深刻：“他們把糧食紛紛運到縣政府去，肩摩踵接，絡繹不絕”，“我和百姓談話，他們都說：‘今天最重要的是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的事，我們出些糧食，不算什麼。’”
在1926年夏至1928年夏的兩年內，甘肅一直是國民軍的糧源、兵源基地，這是不爭的事實。也許讀者會問，戰爭在陝西、河南、山東打，國民軍為何舍近求遠，事倍功半呢？
1926年12月5日的中共《中央局報告》認為：“僅僅甘肅一省及綏遠一部分收入，要養活這七、八萬軍隊實不容易”，但確是無奈之舉。因為，“陝西經劉鎮華及本省土匪軍隊之蹂躪，錢糧以征至民二十（1931年）以后”。“河南方面，吳佩孚擁兵二十余萬盡情搜刮，加以土匪災荒之苦，農民已無分貧富全數破產” 。“山東全年收入，在張宗昌未到前隻一千一百萬強，到后期增至六千余萬，合共農民一歲須付出十歲之糧，農民如何能忍受。”顯然，戰爭交戰地已無糧可征，甘肅承擔國民軍的糧草供應則義不容辭。北伐戰爭打了3年，幾十萬軍人天天要吃飯，從甘肅運去多少糧食、物資雖無精確統計，但肯定是個天文數字。另據《甘肅通志稿·財賦志》所錄，1926年至1928年甘肅財政收入歷年遞增，軍費支出也成倍翻番。北伐三年，甘肅的財政收入分別為445.54、771.57、1280.31萬元﹔軍費支出分別為347萬元、521萬元、1039.78萬元﹔軍費支出分別是1925年的1．96倍、2．94倍和5．88倍。
為支持革命，增加收入，調動人民參加北伐戰爭的積極性，在中共甘肅各級組織推動下，督辦劉郁芬、省長薛子良進行了一系列反帝反封建的革新除弊措施。如收回洋人把持的鹽務、郵政等管理權，僅鹽稅每年增收40萬元﹔關閉北洋軍閥在甘肅的銀行機構，成立西北銀行蘭州分行，發行紙幣，十足兌現﹔沒收張兆鉀、孔繁錦等軍閥財產，充實國庫﹔增派稅收人員，堵塞截留，增加稅收﹔創辦工廠、擴大就業﹔開辦市場，交流物資，擴大貿易﹔推行新政，壓縮開支﹔懲治腐敗，嚴明軍紀﹔整頓市容，改善環境﹔打破等級制度，密切官民關系﹔增設學校，發展教育等。
甘肅子弟有多少參加了北伐戰爭，雖無全面記載，但有幾個基本數據可以估算。1925年國民軍第二師入甘時兵力隻萬人左右，將甘肅陸軍第一師改編為2個混成旅，不久又改編為師，增兵萬余。孔繁錦等部被消滅后，其余部被改編為國民軍第十三師，又增兵萬余。加上甘肅、寧夏馬鴻賓、馬鴻逵兩個師，總兵力超過4萬人，少說其中3萬人是甘肅子弟。而這3萬人所在部隊分別打到了陝西、河南、山東、河北境內。1926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報告》說，國民軍入陝之初，總兵力10萬人，（一軍約7萬人，二、三、五軍約3萬人），甘肅部隊約佔半數。
另據導河、中衛、靜寧、靈武等縣《縣志》記載，僅1926年至1927年，此4縣就數次征兵，征兵數額分別是800名、1350名、1746名和758名。當時甘肅共77縣，征兵平均按1000名計，總數在7萬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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