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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真還認為，不能把“文化大革命”的責任都推到毛澤東一個人身上。他說：“現在事后諸葛亮太多了，成績是大家的，錯誤你就沒份？好多錯事的決定我也舉手了，不能毛主席去世了都推在他身上。”彭真在一次講話中說：現在寫回憶錄，多是講自己一生如何正確，錯誤都是毛主席的。這不公正。毛主席是有很大的錯誤，我們有沒有責任呢？我當時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如果在中央討論和決定問題時，我要能夠站出來，提出不同意見，或者說這件事我要求在政治局付諸表決，那麼，毛主席的錯誤就不會發展得那麼大，但我就沒有這樣做，我有責任，其他的中央領導同志也有責任。
1979年4月5日至28日，彭真出席在京西賓館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在這次會議上，不少同志認為彭真會講毛澤東的錯誤，因為他的冤屈實在是太深了。但彭真卻明確表示，這時候必須科學地、全面地、准確地認識和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必須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
4月22日下午，會議分組討論鄧小平3月30日在全國理論工作務虛會上所作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重要講話。彭真參加東北組討論，作了重要發言。他首先表示“完全擁護鄧小平同志代表中央所作的報告”，認為這個報告“透徹地解決了當前思想政治戰線上的關鍵問題”。彭真說：
小平同志講，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堅持四個原則。為什麼現在要提出四個堅持？因為有人對這四個根本原則發生了懷疑，甚至否定。實際上，沒有這四個堅持，就沒有安定團結，沒有四個現代化，就沒有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的一切。
現在一個突出的問題是，應當怎樣看待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這面旗幟。我們反對林彪的說法，什麼“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但有些人走到另一個極端，懷疑、否定一切，甚至連“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樣一個已經由半個多世紀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証明了的事實，居然也有人要否定。
對毛澤東同志，應當全面地來看。所謂全面，就是歷史的全面、現在的全面和未來的全面。
從“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歷史時期來看，毛澤東同志在革命中的英明領導和偉大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事實。當然，這不是說他在工作中沒有這樣、那樣的缺點錯誤。
說到“文化大革命”這段時期，毛澤東同志發動和領導“文化大革命”，犯了錯誤，但對他也不能一概否定。
楊景宇回憶：有一天，我向他匯報有些同志對他在東北組的發言中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有些議論。我說：“有些同志反映，你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整得那麼慘，復出后又高度評價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使人感到不理解，你這是何必呢？”彭真同志說：“不能這樣看問題。不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失去自由十二年多，監禁、坐牢九年，流放三年多。就個人講，我就那麼痛快？我就沒氣？但是，總結教訓，那就不僅是個人的問題，教訓要深刻得多。作為共產黨員，首先需要考慮的是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毛主席一世英明，最后犯了嚴重錯誤，整了那麼多人，挨整的人誰沒有氣？這是可以理解的。問題是，今后我們舉什麼旗？我看，隻有毛澤東思想這面旗幟能夠凝聚全黨、全國人民。我們說的毛澤東思想，就是七大講的，是馬列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解決中國的問題。這面旗幟能丟嗎？丟不得！如果丟了這面旗幟，必然造成混亂。”
（摘自《彭真傳》第四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年10月版，略有刪節，標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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