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真復出后談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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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全黨全國人民痛定思痛，首先面對的一個重大問題是：如何認識和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黨和國家實現了偉大的戰略轉折，但當時在思想領域出現了兩種錯誤傾向：一種是少數堅持極左錯誤的人攻擊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背離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另一種是社會上刮起了一股懷疑四項基本原則、全盤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風。一些領導干部在思想上感到困惑，也發生了動搖。

彭真是“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被打倒的黨和國家領導人。1966年毛澤東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的下達，就是他蒙難的開始。因此，有些人揣摩彭真不可能不對毛澤東有一肚子怨氣。出人意料的是，在對待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問題上，彭真從不以個人的遭遇作為判斷是非的標准。他每談及毛澤東，必先談其功績。他在回京后不久接受記者採訪時就說：“沒有毛主席，我們不可能在一九四九年就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毛澤東同志是我們的領袖，對毛澤東同志必須全面看，在我心目中毛澤東同志永遠是我們的主席。”他還說：“‘五一六通知’就是整我的，但我還是舉了手的。我那時覺得主席還是對的。后來我被關在監獄，反復想，我做得不錯呀。我想，共產黨、毛主席總有一天會再來找我的，這些事歷史上都有，錯了的又給平反嘛！”

原山西省委書記李立功回憶，1979年彭真住在北京醫院接受體檢，同住北京醫院的他多次看望彭真。談話中，彭真評論“文化大革命”時，“既對林彪、‘四人幫’的倒行逆施深表痛恨，又對動亂給黨和國家帶來的災難惋惜不止。”但“針對當時社會上有人詆毀毛主席，否定毛澤東思想的言行，他旗幟鮮明地說，毛主席的歷史功績不容否定，毛澤東思想永遠是我黨工作的指針。毛主席的一生是偉大的，他在我國人民心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我們這麼大一個國家，這樣大的一個政黨，沒有一面旗幟不行”。

曾任彭真秘書的楊景宇回憶：1980年初，有一天談起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彭真說：“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與對毛主席的個人崇拜，是兩碼事。旗幟就是方向，一定要舉﹔丟掉這面旗幟，就會迷失方向，黨心民心會亂，那還得了？個人崇拜不是好事，不光誤黨誤國，還可能把被崇拜的對象推向反面。不過，對個人崇拜，也要歷史地看。講對毛主席的個人崇拜，就不能把賬都算在毛主席頭上，我們這些人都有責任。捫心自問，我不是一個盲目迷信的人，但我就是崇拜毛主席。打個比方，一件事情來了，如果主席與少奇或者總理有不同意見，我很自然地就贊成主席的意見﹔如果是少奇與總理有不同意見，那就不一定了，在這件事情上，我可能贊成少奇的意見，在那件事情上，我可能贊成總理的意見。為什麼會有這樣一種心態？這是因為，在黨的歷史上，幾次重大關頭，毛主席的意見開頭多數人不贊成，他是孤立的，但最終的事實証明還是他正確，他高明，他站得高、看得遠。這樣一來，對他的個人崇拜就逐漸形成了，我也不例外。但是，人非聖賢啊！聖賢也會犯錯誤。搞‘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就犯了大錯誤。不過，也有好處，壞事可以變好事，是毛主席自己用他犯的錯誤打破了對他的個人崇拜，這對全黨全國人民解放思想一定會產生深遠的影響。”

彭真還認為，不能把“文化大革命”的責任都推到毛澤東一個人身上。他說：“現在事后諸葛亮太多了，成績是大家的，錯誤你就沒份？好多錯事的決定我也舉手了，不能毛主席去世了都推在他身上。”彭真在一次講話中說：現在寫回憶錄，多是講自己一生如何正確，錯誤都是毛主席的。這不公正。毛主席是有很大的錯誤，我們有沒有責任呢？我當時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如果在中央討論和決定問題時，我要能夠站出來，提出不同意見，或者說這件事我要求在政治局付諸表決，那麼，毛主席的錯誤就不會發展得那麼大，但我就沒有這樣做，我有責任，其他的中央領導同志也有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