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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時的形勢下，李德作為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在中國共產黨內是享有比較高的威望的。中革軍委機關駐扎在瑞金沙洲壩時，為了照顧他，蘇區專門為他修了離中央辦公室和總參謀部隻需步行五分鐘的一處住所（當時人稱“獨立房子”），讓他單獨使用。這房子共三間，中間一間是會議室，牆上挂滿了地圖，旁邊一間是他的臥室，另一間是翻譯伍修權和王智濤的住房。另外還給他配了警衛員、馬夫和女服務員。他單獨起伙，還給他配了炊事員。
李德在指揮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反“圍剿”戰役中，憑著看地圖躲在房子裡指揮戰斗。由於當時的地圖大部分都是一些草圖，誤差很大，所以他的指揮往往與前線的實際情況差距甚遠，這就給廣大指戰員的行動帶來了很大的困難。比方說，他要某個部隊某時調到某地去參加戰斗，由於他隻憑地圖的距離來推算路程，而且不考慮敵情、自然條件等困難，計算不給余地，因此使得這個部隊不能按時參加戰斗。這樣，主觀和客觀相分離，難免要吃敗仗。
當時，隻要前方來了電報，不論白天或黑夜，翻譯都要進行工作。通常電台收到前方的電報后，先送給翻譯譯成俄文，因為李德不懂中文，懂俄文。翻譯、參謀等還要根據電文，對著地圖查証地理方位，草擬簡易圖再送給他，經他批閱后，再送給周恩來。
1934年初，在李德的住處召開了一次中央軍委會議，研究如何粉碎蔣介石的“圍剿”。會上，毛澤東詳細地分析了敵我形勢，認為去年9月28日黎川失守后，應誘敵深入，以集中紅軍主力在運動中殲滅敵人。但李德等人拒絕了這一正確的建議，改變了在過去三次反“圍剿”中形成的行之有效的誘敵深入、集中兵力在運動中消滅敵人的積極防御的戰略方針，認為失去黎川等於打開蘇區北面的大門，必須設法奪回它，御敵於“國門之外”，並主動向敵人進攻。結果，在硝石、資溪橋等據點，紅軍都遭受了失敗。對於這些失敗，李德等人不但不檢查自己的戰略部署，反而於11月20日以軍委的名義下達了一封致師以上首長的信，指責紅軍“差不多全部的指揮員缺乏自覺和堅決性”。
李德曾要求撤銷參加指揮滸灣戰斗的紅七軍團軍團長兼政委蕭勁光的職，調往前總審查。當紅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向軍委說明滸灣失敗之責不在蕭勁光后，李德、博古便以蕭勁光在1933年9月指揮七十多名紅軍撤出遭敵人三個師進攻的黎川一事，給蕭勁光扣上“退卻逃跑”、“右傾機會主義”等大帽子，還要以“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在軍隊中的代表”的罪名加以處決。此案在瑞金進行公開審判，判處蕭五年監禁徒刑，開除黨籍、軍籍。在公審之前，李德等人主張殺掉蕭勁光，征求意見時，遭到了毛澤東的堅決否定。王稼祥也不同意將蕭處以極刑。公審后，蕭勁光被關押起來，毛澤東還派賀子珍前往探望。賀子珍轉達了毛澤東的話：黎川失守是整個指揮部署問題，你應該撤退，做得對。經過毛澤東、王稼祥等人同“左”傾冒險主義者的堅決斗爭，蕭勁光被關了一個多月后被安置在紅軍大學當戰術教員，直至遵義會議后的1935年6月才得以徹底平反。
為了直接控制紅軍的指揮權，李德於1933年11月借口革命軍事委員會、總參謀部和前敵指揮部之間存在“一些含糊不清和容易引起誤會的問題”，提出將它們合並。這個建議得到了博古的支持和軍委的批准（從1934年1月實行）。這實際上取消了前敵指揮部，而由李德坐鎮指揮。
第五次反“圍剿”中，對於李德大權獨攬又不懂中國革命和中國革命戰爭的實際瞎指揮的狀況，張聞天非常著急。特別是對“左”傾冒險主義在軍事上全盤否定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的戰略戰術原則，張聞天十分擔憂，對博古、李德主觀主義的指揮深為不滿。
1933年11月20日，圍攻紅軍的國民黨第十九路軍將領蔡廷鍇、陳銘樞、蔣光鼐聯合國民黨內一部分反蔣勢力發動了福建事變，成立抗日反蔣的“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公開宣布同蔣介石決裂，並與紅軍達成抗日反蔣協定。這一舉動迫使蔣介石從圍剿蘇區的前線部隊抽調九個師入閩，討伐十九路軍。
這一事變應該說是抗戰破敵、粉碎敵人第五次“圍剿”的大好機會。因為福建事變爆發之際，正是中央蘇區反第五次“圍剿”遭到重大挫折之時。福建事變的爆發在中央蘇區包圍圈的東線打開了一個大缺口。如果紅軍同十九路軍能聯合起來，不僅蔣介石的“圍剿”計劃必將破產，而且會對南京政府形成直接威脅。福建事變爆發后，蔣介石隻好改變原來的作戰計劃，迅即從“圍剿”前線抽調九個師，入閩“討伐”，蔣自任“討逆軍”總司令。這就大大分散了“圍剿”中央蘇區的兵力，打亂了他們的軍事部署。
對此，毛澤東向臨時中央建議：以紅軍主力突破敵之圍攻線，“突進到以浙江為中心的蘇浙皖贛地區去，縱橫馳騁於杭州、蘇州、南京、蕪湖、南昌、福州之間，將戰略防御轉變為戰略進攻，威脅敵之根本重地，向廣大無堡壘地帶尋求作戰。用這種方法，就能迫使進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專區之敵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據地的進攻，並援助福建人民政府……”
當時十九路軍受到蔣介石軍隊的巨大壓力，曾以福建人民政府的名義派人來瑞金，要求紅軍配合行動。張聞天同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彭德懷等都熱情地接待了十九路軍的代表，促使談判順利進行。但是，推行王明“左”傾路線的中央負責人李德、博古等對十九路軍的策略置若罔聞。李德曾對博古說：“蔡廷鍇的福建人民政府是最危險的敵人，比蔣介石還危險，有更大的欺騙性。”說那是小軍閥反對大軍閥，因此紅軍決不能支援蔡廷鍇。他們不聽在北線指揮的彭德懷的建議，也不採納總政委周恩來的主張，而是忠實地執行共產國際駐中共上海軍事代表團的指示。
他們沒有指揮紅軍東出建寧、黎川、泰寧，去側擊向延平前進的“討逆軍”，反而於12月13日決定將紅軍主力西調，向著贛江方向活動，去攻擊永豐地域的敵人堡壘，企圖越過贛江，進逼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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