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沒拿過槍杆子 筆杆子不離手

　　通俗與典雅

毛文的第四個特點是通俗與典雅完美地結合。

毛澤東是鄉間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又是戰火中鍛煉出來的領袖。他在學生時期就受過嚴格的古文訓練，后來在長期的斗爭生涯中，一方面和工農兵在一起，學習他們的語言﹔一方面又手不釋卷，和各種書包括文學書籍，小說、詩詞、曲賦、筆記纏裹在一起，須臾不離。他寫詩、寫詞、寫賦、作對、寫新聞稿和各種報告、電稿。如果拋開他的軍事、政治活動不說，他完全夠得上一個文人，就像中共的早期領袖李大釗、陳獨秀、瞿秋白一樣。毛澤東與他們的不同是多了與工農更密切的接觸。所以，他的文章典雅與通俗共存、朴實與浪漫互見，時常既有鄉間農民的口語，又能見到唐詩、宋詞裡的句子﹔忽如老者炕頭說古、娓娓道來，又如詩人江邊行吟、感天動地。

請看一段他早期的文字。這是他1916年在游學的路上寫給友人的信：

今朝九鐘抵岸，行七十裡，宿銀田市……一路景色，彌望青碧，池水清漣，田苗秀蔚，日隱煙斜之際，清露下洒，暖氣上蒸，嵐採舒發，雲霞掩映，極目遐邇，有如畫圖。今夕書此，明日發郵……欲以取一笑為快，少慰關垂也。（《致蕭子升信》）

這封手書與王維的《山中與裴迪秀才書》、徐霞客的《三峽》相比如何？其文字清秀不分伯仲。再看他在抗日時期的《祭黃帝陵》：

赫赫始祖，吾華肇造﹔冑衍祀綿，岳峨河浩。聰明睿智，光被遐荒﹔建此偉業，雄立東方。世變滄桑，中更蹉跌﹔越數千年，強鄰蔑德。琉台不守，三韓為墟﹔遼海燕冀，漢奸何多。以地事敵，敵欲豈足﹔人執笞繩，我為奴辱。懿維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奮戰，區宇以寧。豈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國，讓其淪胥。東等不才，劍屨俱奮﹔萬裡崎嶇，為國效命。頻年苦斗，備歷險夷﹔匈奴未滅，何以家為。各黨各界，團結堅固﹔不論軍民，不分貧富。民族陣線，救國良方﹔四萬萬眾，堅決抵抗。民主共和，改革內政﹔億兆一心，戰則必勝。還我河山，衛我國權﹔此物此志，永矢勿諼。經武整軍，昭告列祖﹔實鑒臨之，皇天后土。尚饗！ 

從中可以看出他深厚的古文根底。他在延安接受斯諾採訪時說，他學習韓愈文章是下過苦功的，如果需要他還可以寫出一手好古文。由此可見，他早期的文字何等典雅。但是為了斗爭的需要、時代的需要，他放棄了自己熟悉的文體，學會了使用最通俗的文字。他說，講話要讓人懂，反對使用“霓裳”之類的生僻詞。請看這一段：

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我們還要和全國大多數人民走這一條路。我們今天已經領導著有九千一百萬人口的根據地，但是還不夠，還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為人民服務》）

再看這一段：

此間首長們指示地方各界切勿驚慌，隻要大家事前有充分准備，就有辦法避開其破壞，誘敵深入，聚而殲之。今春敵擾河間，因我方事前毫無准備，受到部分損失，敵部亦被其逃去。此次務須全體動員對敵，不使敢於冒險的敵人有一兵一卒跑回其老巢。（新華社消息《華北各首長號召保石沿線人民准備迎擊蔣傅軍進擾》）

你看“走到一起”、“但是還不夠”、“切勿驚慌”、“就有辦法”等等，完全是老百姓的語言，是一種面對面的告誡、談心。雖是大會講話、新聞電稿，卻通俗到明白如話。但典雅並沒有丟掉，他也有許多文字端庄嚴謹、氣貫長虹的文章。如：

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裡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這一步也值得驕傲，那是比較渺小的，更值得驕傲的還在后頭。在過了幾十年之后來看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就會使人們感覺那好像只是一出長劇的一個短小的序幕。劇是必須從序幕開始的，但序幕還不是高潮。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我們不但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中國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國主義者討乞也能活下去，而且還將活得比帝國主義國家要好些。（《在七屆二中全會上的報告》）

而更多的時候卻是“既上得廳堂，又下得廚房”，亦庄亦諧，輕鬆自如。如：

若說：何以對付敵人的龐大機構呢？那就有孫行者對付鐵扇公主為例。鐵扇公主雖然是一個厲害的妖精，孫行者卻化為一個小虫鑽進鐵扇公主的心臟裡去把她戰敗了。柳宗元曾經描寫過的“黔驢之技”，也是一個很好的教訓。一個龐然大物的驢子跑進貴州去了，貴州的小老虎見了很有些害怕。但到后來，大驢子還是被小老虎吃掉了。我們八路軍新四軍是孫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辦法對付這個日本妖精或日本驢子的。目前我們須得變一變，把我們的身體變得小些，但是變得更加扎實些，我們就會變成無敵的了。（《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

“文章五訣”形、事、情、理、典，毛文是典范。不管論文、講話、電稿等何種文體，他都能隨手抓來一個形象，借典說理或借事言情，深入淺出。毛文開創了政論文從未有的生動局面。毛澤東是有大志的人，他永遠有追求不完的目標。其中一個目標就是放下身段，當一個行吟詩人，當一個作家。他多次說過要學徐霞客，順著長江、黃河把祖國大地丈量一遍。他又是一個好斗爭的人，他有一句名言“與天奮斗，其樂無窮﹔與地奮斗，其樂無窮﹔與人奮斗，其樂無窮。”其實，除了天、地、人，他的革命生涯中還有一個斗爭對象，就是文風。他對群眾語言、古典語言是那樣熱愛，對教條主義的語言、官僚主義的語言是那樣憎恨。延安“整風運動”中，他把文風與學風、黨風並提，討伐“黨八股”，給它列了八大罪狀，說它是對五四運動的反動，是不良黨風的最后一個“防空洞”。新中國成立之初《人民日報》發表長篇社論，號召正確使用祖國語言，他在改稿時特別加了一句：“我們的同志中，我們的黨政軍組織和人民團體的工作人員中，我們的文學家教育家和新聞記者中，有許多是精通語法、會寫文章、會寫報告的人。這些人既然能夠做到這一步，為什麼我們大家不能做到呢？當然是能夠的。”（《人民日報》1951年6月6日）后來，我們漸漸機關化了，文章中假、大、空的語言多了。他對此極為反感，甚至是憤怒，嚴厲要求領導干部親自寫文章，不要秘書代勞。他批評那些空洞的官樣文字：“講了一萬次了依然紋風不動，靈台如花崗之岩，筆下若玄冰之凍。哪一年稍稍動一點，使讀者感覺有些春意，因而免於早上天堂，略為延長一年、兩年壽命呢？”（1958年9月2日的一封信）他是一輩子都在與“黨八股”的壞文風作斗爭的。

文章是一門獨立的藝術。細讀毛澤東的文章，特別是他獨特的語言風格，足可自立為一門一派。在大力倡導改文風的今天，我們有必要靜下心來研究一下他的文章。這至少有兩個用處：一是專門搞寫作的人可以從中汲取營養，特別是補充一些文章外的功夫，好直起文章的腰杆﹔二是領導干部可以向他學一點寫作，這也是工作的一部分，能增加領導的魅力。須知：打天下要靠筆杆子，治天下更要靠筆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