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女紅軍於1949年在北京合影。 （資料圖片）
部分長征女杰合影，左起：陳琮英、蔡暢、夏明、劉英。
2月14日，北京。漫天紛揚的小雪帶來漫漫的哀思。被譽為“長征英雄，海南女杰”的長征女紅軍謝飛在北京逝世，享年100歲。謝飛是海南文昌人，是參加中央紅軍萬裡長征的30名女紅軍之一，謝飛的逝去，讓人回顧起萬裡長征路上女紅軍戰士的英勇歷史與慷慨壯歌。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在時間的歷史長河中，隻不過是一個刻度，一個瞬間。但對那些慷慨奔赴萬裡長征的女紅軍戰士來講，卻是一次次生與死的考驗。當時有2000多位女紅軍參加了長征（除從江西瑞金出發的中央紅軍的30位女紅軍外，陸續加入長征征程的其他方面軍女戰士共2000多人）。她們與男紅軍一樣浴血奮戰、艱苦跋涉。一部分女紅軍克服重重困難，完成了長征﹔另一部分女紅軍卻在戰斗中、行軍中倒在漫漫的征途上。
女紅軍們巾幗不讓須眉，她們經歷了重重磨難，像男人一樣戰斗，她們為部隊籌來了一擔擔糧食，救助了一位位傷員，唱響了一支支催人前進的戰歌，譜下長征史上光輝的一頁。
去與留的艱難抉擇
1934年9月，第五次反“圍剿”失利后，中國工農紅軍正面臨著一道進和退的難題，中國革命也處於危急關頭。與此同時，紅軍中的女戰士們，也面臨著同樣的難題———是隨主力紅軍一起走，還是留下來開展游擊戰？
1934年9月中旬，中央婦女部部長李堅真接到中央組織局主任李維漢的命令：草擬一份隨紅軍主力一起行動的女紅軍名單。李維漢告訴她：“組織上決定要挑選一批身體好、會做群眾工作的婦女干部隨部隊轉移，到湘西去開展工作。你們婦女部先出個名單給我，總數不要超過30人。”當時蘇區的形勢已經非常緊迫了，能夠跟隨大部隊行動對每一位婦女來講都是一種榮耀，有的還認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是一種安全的保証。但並不是每一位女戰士都能緊隨大部隊，有許多人不得不留下來，面對更殘酷的局面。就算是名單上的女人們，也並不是想走就走，想留就留的。她們首先要通過體檢關。
被通知體檢的女紅軍們，很多人從生下來就沒有進過醫院，更沒有見過那個神秘笨重的X光機。但檢查身體是政治紀律，必須嚴肅對待。她們走進蘇區紅色醫院的大門，平生頭一次量身高、測體重、驗血、驗尿、照X光，她們也許還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命運就此被改寫了。
1934年10月16日傍晚起，王泉媛、鄧六金、鄧穎超、甘棠、危秀英、危拱之、劉英、劉彩香、劉群先、楊厚珍、李堅真、李伯釗、李建華、李桂英、吳仲廉、吳富蓮、邱一涵、陳慧清、金維映、周越華、鐘月林、賀子珍、錢希均、蕭月華、康克清、曾玉、謝飛、謝小梅、蔡暢、廖似光等30名女紅軍和8萬多中央紅軍一起邁開了萬裡長征第一步，開始了長途跋涉。她們的行裝很少，隻許帶15斤重的東西，其中包括換洗的衣服和一些日用品，糧食由部隊發放，同時還給她們每人配發了一隻大搪瓷缸子，裡面塞著毛巾和牙刷。女紅軍們把搪瓷缸子挂在腰間，成了紅軍長征途中一道別致的風景。
堅決“不得八塊錢”
長征伊始，面對日益嚴峻和惡劣的局面，當時部隊有條紀律，如果有紅軍在途中跟不上隊伍，就會被寄養在老百姓家裡，組織上留下八塊錢作為生活費。因此女紅軍們提出了一句簡單朴素的口號：不掉隊，不帶花，不當俘虜，不得八塊錢。
在行軍途中，女紅軍的衣食住行幾乎都是原始標准。陰雨天被淋得像落湯雞，在嚴重缺水地區臉上又常蒙著一層灰塵。惡劣的條件使得女紅軍的性別意識淡化。她們最頭痛的是來例假。當時在敵人的尾追下部隊不停地趕路，盡管腹部絞痛、兩腿發抖，但捂著肚子也得一步一步往前挪。住宿時，三五個人擠在一起，還要躺在潮濕的土地上。女紅軍危秀英居然練出了站著睡覺的本事。
長征的女性一個個衣衫襤褸，蓬頭垢面，頭上長滿了虱子。彭德懷曾開玩笑說：“無虱不成軍，沒有虱子的不算長征干部!”無論男女，無論職務高低，宿營時都有一項“功課”，就是捉虱子，誰也不笑話誰。為免去麻煩，有的女紅軍干脆就推個光頭。一些頑皮的小戰士常常和她們開玩笑，趁她們不注意，從身后一把掀掉帽子，女人們光亮的腦袋暴露出來，那些戰士們則哄堂大笑：“快看，尼姑來了。”“尼姑也來鬧革命了！”
就是在這種艱苦的情況下，女紅軍之間結下了深厚的戰斗情誼，不拋棄不放棄。部隊進入雲貴高原時，鄧六金發高燒，拉起了肚子，連話都說不出了，但就是不肯拿八塊錢。危秀英見狀，主動向連長請求讓她來照顧鄧六金隨部隊一起行動。有幾次，鄧六金看到矮小的危秀英累得氣喘吁吁，實在過意不去，含著眼淚說：“秀英，你走吧，把我留下，要死就死我一個……”危秀英毫不猶豫地回答：“不！我們都不能死！革命還沒有成功，隻要我在，我就不能把你一個人留下！”這對紅軍姐妹，一個病，一個累，她們相扶相持，最后完成了二萬五千裡長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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