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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派分子劉仁靜
中共一大閉幕后，劉仁靜回到北京。他與鄧中夏一道籌備創辦了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機關刊物《先驅》。這份雜志在國內小有影響，深受廣大青年朋友的喜愛。后來，該刊遷往上海，成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機關刊物。1922年11月，中共中央決定他隨陳獨秀赴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因陳獨秀不能用外語演說，劉仁靜承擔了大會發言任務。會上，托洛茨基單獨接見了他。這使他受寵若驚，也為他日后對托氏理論產生信仰埋下了伏筆。
1926年，劉仁靜受黨中央派遣，再度赴莫斯科，進入國際列寧主義學院學習。學習期間，蘇共爆發了斯大林與托洛茨基的尖銳斗爭。斗爭的結果，托洛茨基被開除黨籍，並被驅逐出境。得知這一消息后，劉仁靜十分震驚，且與托氏產生了思想上的共鳴。1929年4月學習期滿后，他沒有直接回國，在沒有向黨中央以任何形式請示的情況下，擅自去土耳其拜訪流亡的托洛茨基。不難看出，劉仁靜成為了托氏在中國的忠實門徒。1929年8月，劉仁靜回到上海，惲代英代表黨組織找他談話，他拒不向黨坦白。在多次批評教育無效的情況下，是年12月29日，黨中央在《紅旗》上刊出《給劉仁靜的一封公開信》，限他三日內說清問題。可劉仁靜置若罔聞，依然我行我素，最終自行脫黨被除名。劉仁靜一心要當托派的首領，自稱“中國托派天字第一號人物”，在托派組織裡搞得烏煙瘴氣。
1935年11月，國民黨憲兵逮捕了劉仁靜，並將其押送到蘇州反省院。1937年4月，劉仁靜被釋放，並通過關系在國民黨三青團內謀了一份差事。沒多久，他來到西安，在胡宗南的特務訓練機關任上校教官。后又去陝西省教育廳任編審，同時擔任《正報》的主筆，直至抗戰結束。1948年，他跑到南京擔任國民黨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員。
上海解放不久，劉仁靜來到北京。劉少奇親自找到他，嚴厲地批評了他的錯誤，責其進行深刻反省。劉仁靜終於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決心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幾個月后，他向中共中央遞交了《劉仁靜聲明》，被刊載在1950年12月31日的《人民日報》上。后來，他被安排給蘇聯專家當翻譯，並從事編譯工作。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劉仁靜理所當然地受到了沖擊，還一度被關進監獄。后因毛澤東出面保護被放了出來，爾后過起了“隱居”生活。
198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60周年時，新華社記者專門採訪了唯一健在的中共一大代表劉仁靜，並刊發了專稿《訪問劉仁靜》。文章結尾有一段劉仁靜的自述：“共產黨對我仁至義盡，不管我犯了多大錯誤，還是沒有拋棄我，給了我生活上的出路。”1986年底，劉仁靜被任命為國務院參事室參事。
1987年8月5日清晨，劉仁靜在持劍橫穿馬路口時，被快速行駛的公共汽車撞倒，當場死去。他是中共一大13位代表中最后一個告別人世的。8月12日，有關部門為他舉行了遺體告別儀式。其骨灰被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對於一生復雜的劉仁靜而言，這應該算是一種無尚的榮幸和一種無聲的評價吧。
原載：《黨史文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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