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李瑞環《看法與說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0.我們搞改革，任何時候都要講兩個理。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人民總體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但由於種種原因，還有部分群眾生活比較困難。在城市，由於一些企業虧損嚴重、停產半停產，許多職工長期不能按時領到工資，加上物價上漲，他們的生活已經相當困難，有的甚至連吃飯都發生問題。
我們的許多工作，能做到99%就算很不錯了，唯獨吃飯必須100%，有1%的人沒飯吃都不行。必須看到，雖然這部分人相對比例不大，但絕對數字並不小。為政之道在於安民，安民之要在於察其疾苦而已。我們講為人民辦實事，首先應當想到最困難的這部分群眾，真心實意地為他們排憂解難。特別是國有大中型企業的職工，他們過去把青春和汗水獻給了國家建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對於他們來講，干活給錢，看病給報銷，退休了給養老金，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體現，也是他們的應得利益。現在他們的生活困難是經濟轉軌造成的，並非他們不努力勞動，黨和政府理應予以特別的關注和照顧。我們搞改革，任何時候都要講兩個理：一個理是講市場經濟、成本核算、優化組合、按勞分配等，另一個理是講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我們黨的最高宗旨。這后一個理是我們作為執政黨的帶根本性的大道理。如果這麼多群眾的困難長期解決不了，如果對他們的疾苦不聞不問，我們就夠不上叫共產黨，就會失去人民群眾的擁護，失去自身存在的歷史理由。各級政府要為生活困難的職工群眾提供切實的幫助，不要等到節日，也不要等到一些問題釀成事端，而要經常性地深入群眾，訪貧問苦，談心服務。我們目前經濟上固然有許多困難，但是就國家整體實力和各級政府所掌握的物質基礎來說，保証他們吃飽肚子、穿上衣服，總還是有辦法的。
《在遼寧考察工作期間的談話要點》(1995年4月10—16日)
有關社會主義的一些根本問題在改革中要引起特別重視。
我們的改革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改革的目的是使社會主義制度更加鞏固。這裡有幾個帶根本性的問題值得重視。比如，人民群眾是社會主義國家的主人，決不能變成仆人，但事實是，在若干改革、若干企事業單位中，群眾地位越來越低，發言權越來越少了。再比如，我們主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最后實現共同富裕，但現實情況是，富的越來越多、越來越富，而一般群眾的生活提高較慢，甚至下降。照此下去，會不會出現兩極分化？不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結果是共同貧困，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卻可能出現兩極分化，而兩極分化不是社會主義。再比如，社會主義是以社會為本體的，人們的基本生活問題應該由社會負責，我們一直把看病、上學、住房、工作由國家負責作為社會主義優越性加以宣揚，而實際上，在原有體制下國家負責，就是企事業單位負責。放開搞活之后，企業獨立核算、自負盈虧，一旦搞得不好甚至垮掉，那裡的職工由誰負責呢？再比如，過去講調動積極性包括黨的領導、群眾路線、思想政治工作、領導骨干帶頭作用，也包括為人民辦實事、謀利益等，這些都被視為社會主義的特征和政治優勢﹔現在講調動積極性，更多的是講物質利益，對於被稱為社會主義優勢的那幾條講得越來越少，做得就更少。照此發展下去，人們的思想、社會風氣、干部隊伍、領導作風會不會發生問題？
《在天津市調查研究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87年6月11日）
在我們這樣的國家裡，群眾問題、社會問題，就是政治問題。
物價問題實質上是個政治問題，說是政治問題，首先是個群眾問題。現在物價成了人們最關注的問題，說“舉國上下都談物價”可能有些夸大，但群眾的意見的確是很多，現在人們把所有不滿的事、不好的事都和物價連在一起，天津流傳的“火車親嘴兒，飛機打滾兒，輪船沉底兒，物價沒准兒”就是一例。就目前來講，物價問題已不簡單是價格的漲落、調哪種物價的問題，它涉及社會各方面的關系和群眾的利益問題。在我們這樣的國家裡，群眾問題、社會問題，就是政治問題。這次物價調整關系著黨與群眾的關系，黨在群眾中的威信﹔關系著群眾情緒順不順，積極性高不高﹔關系著群眾對改革的信心和支持﹔關系著改革前途、四化大業。因此，我們必須把價格、工資問題放到全局的位置上，從政治的角度上進行研究。就物價論物價是看不清、說不清、處理不好的。
《在中央政治局第十次會議上的發言提綱》（1988年8月17日）
城鄉改革涉及一系列政策問題，核心是價格問題。
城鄉改革涉及一系列政策問題，核心是價格問題，因為它關系著如何正確處理國家、集體、個人之間的利益和城鄉之間的利益，在研究價格問題時，要力爭做到：
一要保護生產者利益。城市改革要保持物價的穩定，但也要防止把農副產品價格統得過死，壓得過低。否則，就會使農民感到無利可圖，無錢可賺，影響生產者的積極性，妨礙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到頭來會給城市供應帶來困難。
二要保護消費者利益。農村改革要放開搞活，但農副產品價格也不能毫無節制，提得過高。否則，就會超過城鎮人民的承受能力，造成市場萎縮，到頭來會影響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
三要考慮財政的承受能力。要通過正確的方法，使生產者不少得，消費者不多花，使市場穩定、豐富，而不能隻靠財政補貼。在物價改革出台以來，我市城市居民每人每月補貼七元五角，每年達兩億多元，原來對農村和商業的補貼也基本沒減，國家已經盡了最大努力，如再增加過多的補貼，國家財力就負擔不起。尤其是我市實行財政包干以后，地方沒有這麼大的財力。同時，物價改革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把財政的暗補改為明補，如果增加了明補，又不減少暗補，這就走了回頭路，失去了改革的意義。
《在天津市農村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86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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