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10日和11日，《人民日報》連續刊登了陶斯亮的文章《一封終於發出的信——給我的爸爸陶鑄》。當時，本文作者是《人民日報》的年輕編輯，被指派負責整理來稿來信，收集各方反映，曾經與同事繆俊杰一起去過陶斯亮家，了解文章寫作和讀者反映等有關情況，並執筆寫了一篇三四千字的內部情況，刊在人民日報的《情況匯編》上。
本文記述了一個記者感受到的陶鑄。
《一封終於發出的信——給我的爸爸陶鑄》發表后，一時間震撼了全國，打動了億萬讀者。短短一個月內，陶斯亮和人民日報編輯部，就收到來稿來信1000多件，為多年所罕見。
那兩天的《人民日報》，為讀者所爭看或集體閱讀，許多讀者邊讀邊流淚，讀到感人處，甚至號啕大哭。有讀者來信說，他自己讀完又讀給全家人聽，全家一片痛哭聲。
現實生活的真實報告！
我當時是從整麻袋整麻袋的信稿中整理和撰寫這篇“內部情況”，心中也是時有澎湃之潮涌起。我不斷重讀《一封信》，總忘不了其中的一些情狀:“就要分手了，您無限深情地對媽媽說:‘我怕是難見到亮亮了，等你看到她，要告訴她，爸爸對不起她，讓她跟我受委屈了。但爸爸在政治歷史上是清白的，是對得起她的。希望她無論在什麼情況下都要跟著黨，跟著毛主席干革命。我相信亮亮也會這樣做的。’”
陶斯亮遭受株連，被迫離開丈夫和孩子，離開父親和母親，到大西北生活了5年之久。父親的遺言，她沒有親耳聽到，留下永遠的遺憾。這遺憾又引出讓人撕心裂肺的人間與九泉的對話:“爸，你們把自己的一切都獻給了人民，而唯一屬於你們的女兒，卻在臨死前都沒能見她一面，您死能瞑目嗎？”“爸爸，您的女兒是個醫生，曾給許多病人看過病，曾在許多病人彌留之際進行搶救，也曾守護過許多病人與生命告別。可是，在您病中，我卻沒能給您喂過一次藥，打過一次針，甚至在您臨終之際，我都不能讓您看上一眼……爸爸，女兒對不起您……女兒實在對不起您……”
這不是文學家的純粹的主觀創作，而是現實生活的真實報告！
“中國共產黨員陶鑄”
陶鑄原是我家鄉廣東省委書記，我高中畢業那年，讀過他的散文名篇《鬆樹的風格》和《太陽的光輝》，十分崇拜他的文風和文採。
在我心目中，他是出色的散文作家。而他在政治上的升降浮沉，卻讓我十分吃驚。1966年5月，“文革”開始前夕，我單位人民日報總編輯吳冷西，忽然不受中央信任，不能像以往那樣列席中央的重要會議，聽不到黨中央的聲音。報社編委會感到問題嚴重，於是派記者到廣東，想從陶鑄那裡了解中央精神。
我是廣東人，被派跟隨著名記者范榮康到廣州，編輯部給陶鑄寫了封信，希望他予以接見。
我們未被接見，但獲准參加5月19日在中山紀念堂舉行的萬人大會，聽取他在會上作的長篇報告。我至今不忘的是，他在講話中提出要“保持晚節”問題。他用洪亮的聲音說出一句舉座為之震撼的話:“我個人沒有別的要求，就是要求死了以后，能夠在骨灰罐上寫上‘中國共產黨員陶鑄’。”
這句話說在“5·16通知”發表之后3天，其中是否有潛台詞，今人多有不同解讀。但在我，深深印在心中的，則是3個“第一次”——第一次見到他本人，第一次聆聽他的講話，第一次聽他如此真誠袒露心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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