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匪現象是舊中國的國情之一，鄉下的土匪多如牛毛。毛澤東長期從事農民運動，在我黨第一代領導集體中，也許沒有人比他更了解農村，更了解土匪了。
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剿匪斗爭中，我軍共剿滅土匪260余萬。對毛澤東來說，這260余萬絕非只是一個抽象的數字，而是相當具象的人。從他關注過的6個土匪身上，集中體現了剿匪斗爭中黨對各類不同土匪的不同政策。
先從藏族匪首項謙說起。為讓這個桀驁不馴的頭人歸順，青海省委、西北局和中共中央之間的來往電報達20多份。時任西北局第二書記、西北軍區政委的習仲勛自始至終指揮對項謙的勸降工作。毛澤東曾當面對他說：“仲勛，你真厲害，諸葛亮是七擒孟獲，你是九擒項謙啊！”
實際上，對項謙的勸降是17次，加上進剿后的1次，共18次。
項謙是昂拉（青海尖扎縣一藏族部落名）第十二代千戶（世襲官職，金設，元襲，明廢，唯封少數民族頭人）。1949年９月，我1軍進軍青海，軍管會明確宣布承認其千戶地位，一切照舊，項謙表示願意合作。但在見到“青馬”（馬步芳）殘余送來的金銀和槍支后，他見利忘義，被匪特委任為“西北反共救國軍”第2軍軍長，發動叛亂，四處劫掠，攻打我區、鄉政府，殺我干部和解放軍官兵。項謙的背信棄義激起一片喊打之聲。
“不能打！”打項謙的計劃被習仲勛斷然否定。不謀全局者不可謀一域。1950年夏天，18軍將要進軍西藏，敵特正大造解放軍要殺藏族的謠言，如果在青海對項謙興師動武，正中其下懷。他打電話給青海省委書記張仲良反復叮囑：“對項謙，要採取十分慎重的和平方式解決，政策應該更為寬大。萬萬不可擅自興兵，隻有在政治瓦解無效以后，才能考慮軍事進剿，但也必須請示中央批准后始可行動。”
從1950年9月到1951年8月，青海省委、政府先后6次派人勸降項謙，不僅毫無效果，其氣焰反而更加囂張，居然進攻我駐軍，很多人因此沉不住氣了，要求出兵。習仲勛答復：“千萬不要打。要請喜饒嘉措大師做工作。”
喜饒嘉措在佛學界享有極高聲望，達賴、班禪均尊之為師，蔣介石、楊森等無不待為上賓。第七次勸降由他親自出馬，可項謙竟將他晾在一邊，置之不理。９月１日，藏傳佛教領袖班禪的代表和塔爾寺代表一行10人，手持班禪等人的聯名信，前往昂拉進行第八次勸降。勸降代表願對其吃咒具結，項謙竟以辱罵作答，罰勸降代表在太陽底下晒了３個小時，且派人持槍埋伏在路上，企圖謀害勸降代表，因密泄未遂。
項謙的大逆不道，引起正在西寧參加青海省各族各界代表會議的各千、百戶，盟、旗長及宗教首領的公憤，強烈要求政府出兵剿滅項謙。省委書記張仲良也堅決主張打，報告西北局，要求出兵，並言已做好出兵准備。 9月11日凌晨，習仲勛以西北局名義復電青海省委並告張宗遜（西北軍區主持工作的第一副司令）並報中央，強調“未得中央復示前，萬不可擅自興兵。”“對少數民族特別是藏族部落開頭一槍是很難決定的。”“即使打了勝仗也傷民族感情。”批評青海“對昂拉問題早做宣傳是不策略的”，“會陷自己於被動”。
青海省馬上對出兵叫停，進行第九次、第十次勸降，項謙竟集中近2000騎兵向勸降代表示威。青海省委再次請求出兵，習仲勛答復：“現時爭取和平解決於我政治上甚為有利，萬一和平解決不成，這樣做好了，才給軍事進剿造成必有的政治條件。”於是又先后進行了6次勸降，可項謙依然故我。至此，已勸降16次了，還繼續嗎？按照習仲勛的指示，又派出了第十七次勸降代表團，結果還是被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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