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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1937年1月5日—8日張學良所寫袖珍本日記手跡 （郭雙林攝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
從以上三張照片中的字跡來看，應該是出自一人之手。從內容上看，同一個人同一天晚上寫下的文字，在思想上應該有一致性，至少不會自相矛盾。查“告別信”中有“余誠意救國，到現在反成誤國”一語，而張學良在大本日記“提要”欄寫的文字中，有這樣一段話：“余救國有心，處事乏策。余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余心救國，等於誤國。”與“告別信”中“余誠意救國，到現在反成誤國”這句話相比，文字雖有不同，意思基本一致。由此我們認為“告別信”應該是張學良的手筆。
既然“告別信”是真的，這份文獻的性質如何？是一份普通書信還是帶有遺囑性質的文字呢？查張學良大本日記在1月7日這一天這樣寫道：“早莫柳忱、劉敬輿、王廷午、戢翼翹來，廷午先去。談請余勿負氣，設法了此事。余答如委員長有話，余可照辦，他人余不知也。並言多激昂，敬輿落淚。余出示余寫之小冊子，三人戚戚而去。”日記中提到的莫柳忱、劉敬輿、王廷午、戢翼翹四人均為東北軍元老，他們應該是奉蔣介石之命來勸說張學良認錯的。其中“余出示余寫之小冊子”一語中的“小冊子”，應該就是這份八頁厚的“告別信”。
明明張學良說的是“小冊子”，怎麼會扯到“遺囑”呢？我們再看張學良當天寫的袖珍本日記：“早，莫柳忱、劉敬輿、王廷午、戢翼翹來，廷午先去。大家勸余勿負氣，設法了這件事。余答：‘如果蔣先生的命令，余可照辦，他人我不理。’並出示我的遺囑小冊子給他們看。敬輿落淚，三人戚戚而離去。”很明顯，這個“遺囑小冊子”就是大本日記中提及的“小冊子”。結合“告別信”的內容，我們完全可以斷言，3月20日紐約邦瀚斯拍賣行拍賣的張學良“告別信”不是一封普通的書信，而是張學良在1937年1月6日夜立下的一份遺囑。
當時，張學良為什麼要立這份遺囑？他當時面臨著怎樣的危險和困難呢？這需要從頭說起。西安事變發生后，宋子文、宋美齡飛往西安，經多方周旋，雙方達成協議，張、楊放蔣，蔣則應允停止內戰，一致抗日。1936年12月25日，張學良為了給蔣介石挽回面子，親自送蔣回南京。上飛機之前，宋氏兄妹曾拍著胸脯擔保張學良的人生安全，但蔣介石一到南京，便食言將張學良軟禁起來，並於12月31日組織軍事法庭對其進行審判，判處十年有期徒刑。次年1月4日雖予特赦，仍交軍事委員會嚴加管束。張學良從此失去自由。蔣介石的背信棄義，引起西安方面的激烈反對。5日，楊虎城和於學忠領銜對蔣介石的做法提出質問，同日楊虎城還專電蔣介石，要求釋放張學良。對此，處於軟禁中的張學良並不知情。他相信蔣介石遲早會踐行諾言，放自己回西安。1月2日他在大本日記中寫道：“一日吃睡之外，得安靜看書，快哉！讀《三朝名臣言行錄》‘韓琦’一篇。鮑志一來看我，彼從西安（來），現被派返西安。余致虎城等一函，令速復交通，令飛機第九大隊返南昌，並言余約在五號左右可返。戴雨農陪同鮑來。子文來一函慰我。”“並言余約在五號左右可返”一語，反映出他對事情的嚴重性缺乏足夠的估計。從1月3日到5日，先后有宋子文、戴笠、陳誠、蔣鼎文、衛立煌來談，張學良除了接待訪客外，其余時間就是讀書。1月5日張學良在大本日記中寫道：“讀數章古文，快哉！”可見他心情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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