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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上互相配合：一個作戰略謀劃，一個作實施方案
作為一名軍事理論家，左權對司令部的工作有自己的見解。1938年3月，他在第二戰區東路軍將領會議上發言說，司令部是指揮員指揮軍隊的機關。它的主要使命是：擬定戰斗（戰役）的計劃號令﹔組織關於保障首長人員下達適應情況之決心和順利實現此決心之方案。因此，“不應把司令部的工作束縛於‘等因奉此’，而應保障在戰斗（戰役）前、戰斗中和戰斗后多方情況的收集與研究，保障對軍隊的不斷指揮，組織順暢的通信聯絡，統一各種專門性的勤務機關與戰斗部隊的協同，這都是保証順利實施靈巧機動的重要事項”。
左權把這一理念貫穿於八路軍總部的工作實踐中。作為副參謀長，左權對彭德懷十分尊敬，總是竭盡心力，為他分擔重任。從指揮軍事、偵察敵情、籌劃糧草到宣傳接待、總結經驗等，事無巨細，他都攬在自己肩上，使彭德懷從繁忙的軍務工作中解脫出來，有時間、有精力考慮軍政戰略。為了能使彭德懷的戰略意圖、戰役計劃得到准確貫徹，左權總是先和彭德懷切磋運籌，然后精心計劃，精確計算，無不細致周到。彭德懷對於左權這樣一位既有軍事理論素養，又有實戰經驗的軍事人才，是十分信賴的，對他也倍加尊重和愛護。他們之間，不僅在戰略方針和作戰計劃上合作愉快，而且在具體的戰役、戰斗中，也配合得天衣無縫。
百團大戰就是他們精誠合作的杰作。
百團大戰的部署是兩人分工合作共同完成的。1940年夏秋，日軍在華北地區實行以“鐵路為柱、公路為鏈、碉堡為鎖”的“囚籠政策”，加緊推行“肅正建設計劃”，企圖分割、封鎖、摧毀華北各抗日根據地，鞏固其佔領區。為了打破敵人的“囚籠政策”，彭德懷設想發動一次大的“破擊”戰役，給敵人以重創。7月，左權帶著彭德懷的戰略意圖到一二九師師部搞調研。聽過大家的議論后，左權說：“彭德懷要我到這裡來，正是為和大家商量這件事，他有個想法，由榮臻和伯承同志再次協力，從南北兩面對正太路來個大破襲，打通晉察冀和太行區的聯系。”7月22日和8月8日，由彭德懷和左權共同署名，八路軍總部相繼下達了關於偵察工作和破壞戰術的詳細指示，要求對每一個攻擊目標都要經過偵察，作出計劃。對需要特殊破壞技術的水塔、隧道、橋梁，還要求派出便衣組，配以技術人員出動，以計算藥量和作業。彭德懷和左權決定：總破擊的時間為8月20日20時。20日20時整，各兵團按預定時間發起攻擊。各路指戰員如猛虎下山，迅速扑向敵人控制的據點、車站、橋梁、碉堡。槍炮聲、爆炸聲，響徹了正太路、同蒲路、平漢路等交通線指定地段的上空。
百團大戰的名字是彭德懷、左權共同決定的。大戰打響后，兩人一夜沒合眼，等待著前線的消息。8月22日午后，彭德懷和左權再次到作戰室聽取戰況。作戰科長王政柱匯報實際參戰兵力：正太路30個團，平漢線盧溝橋至邯鄲段15個團，同蒲線大同至洪洞段12個團……共計105個團。王政柱話音剛落，左權說：“好！這是百團大戰，作戰科要仔細查對確數。”彭德懷說：“不管是一百零幾個團，就叫百團大戰好了。”彭德懷和左權當即一起擬電發各兵團，並報中央軍委，將此次破襲戰役定名為百團大戰。
在大戰的關鍵戰斗中，彭德懷和左權兩人是齊心協力的。在戰役的第三階段，10月29日晚，彭德懷發出於次日凌晨4時發起關家垴戰斗的命令。關家垴是一塊三面都是斷崖的高地，隻有一條很窄的坡路通向頂端。當晚，日軍岡崎大隊乘夜摸上了關家垴。敵人憑借靠垴頂的窯洞頑抗，八路軍指戰員冒著敵人飛機的投彈掃射和由垴頂傾瀉的火力艱難地向上沖。彭德懷把總部特務團的警衛連也投入了戰斗。對於在這樣一個危險地段，要不要發起這場戰斗，部隊干部有不同看法。左權知道，這將是一場惡戰，改變作戰計劃已不大可能，在緊急關頭，他堅決支持彭德懷的命令，下令說：“指揮所的同志全部向前推進，猶豫等於死亡！”依靠頑強與勇敢，八路軍終於將武器優良的岡崎大隊殲滅過半。
在百團大戰中，八路軍總計進行了大小戰斗1824次，斃傷日軍20645人、偽軍5155人，拔除日偽軍據點2993個。破壞鐵路474公裡，公路1500余公裡，橋梁、車站、隧道等260余處。大戰的勝利，體現了彭德懷、左權高超的指揮協調能力，連北平日軍的報紙也說，“此次華軍出動之情形，實有精密之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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