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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討此信前，筆者認為有必要簡略介紹一下信中所涉人物。“潤芝”是毛澤東字，而“潤菊”是毛澤東胞弟毛澤覃字，此時毛澤覃應在吉水縣蘇維埃政權機構工作。譚思聰，茶陵縣人，井岡山老戰士，1928年曾任中共茶陵縣委書記，后任中共湘鄂邊特委常委，時任中共贛西南特委委員兼蓮花縣委主要負責人，湘東獨立師成立后任師政治委員及黨委書記。李文林時任中共贛西南特委常委兼蘇維埃政府秘書長。曾珊即曾山，時任中共贛西南特委書記兼蘇維埃政府主席。朱雲卿，時任紅一方面軍參謀長並兼紅一軍團參謀長。
筆者願就此信內容發表一些不成熟意見，與讀者共享。
1.此信是毛澤東在參加湘東特委會議后，為回復會前譚思聰轉交毛澤覃的來信所寫。毛澤覃來信未存，故內容無法確定。從回信的內容看，毛澤覃來信應該是談到了吉水縣再分田運動及碰到的困難，想向胞兄求教﹔再就是可能提到了蘇區經濟困難、物資匱乏，難以為繼的窘況，以及與李文林等贛西南蘇區負責人存在意見分歧的現實。毛澤東在回信開篇就通報湘東特委會議已於13日在醴陵召開，毛澤東參加了會議並在會上提出由湘東南及贛西各縣游擊隊組建湘東獨立師，目的是在紅一方面軍主力撤離后，需要一支紅軍地方部隊來保衛湘東赤色政權，免遭國民黨軍隊剿殺，同時考慮派主力部隊干部到該獨立師加強軍事工作。譚思聰是參會人員並極有可能被會議指定為湘東獨立師的籌建負責人，因為據史料記載，譚思聰參會后就沒有再回到原工作崗位。根據此信可以認定湘東特委會議的確切召開時間是9月13日。但這個時間與株洲會議時間似乎發生沖突，不好解釋。筆者經過縝密思考，認為時間並不沖突。極有可能9月13日株洲會議一結束，毛澤東與朱德就共同簽署《進攻吉安的命令》，隨即把紅一方面軍的日常軍務交給朱德，然后與警衛部隊策馬疾行數十裡趕到醴陵，參加湘東特委會議（因毛澤東此時身兼中國工農革命委員會主席之職，負有指導地方赤色政權建設之責）。在會上遇到譚思聰並收到其轉遞的毛澤覃來信，會后揮毫復信。這雖是筆者的推測，但基本可以成立。當然，如有新的史料予以証實則更好。
2.此信第二段是毛澤東回答毛澤覃有關蘇區土地政策的困惑。此可視為毛澤東再次系統闡述其在土地革命實踐中不斷調查、總結、提高、完善的蘇區土地政策之精華。這個土地政策從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起，直至創建閩西革命根據地，再到“二七”會議，毛澤東一直在探索與發展。如信中所提在原耕基礎上“抽肥補瘦”政策就是在閩西總結的好經驗，補充並完善了井岡山時期提出的“抽多補少”政策，有些提法是與中央的土地政策有分歧，但這又是在土地革命實踐中產生的正確的土地政策。在“二七”會議期間，以劉士奇和曾珊為代表的一方擁護這個土地政策，而以李文林和江西省委巡視員江漢波為代表的一方反對這個土地政策，會上發生激烈的爭論。毛澤東旗幟鮮明地支持劉士奇和曾珊。毛澤東在此還提到他在酃縣（今湖南省炎陵縣）搞的小范圍分田試點，這應是他在井岡山時期最早的土地分配實踐。而對毛澤覃1928年初在寧岡縣大隴區喬林鄉搞土改的情況，據筆者所知，毛澤東知道其弟有軍事工作和政治工作經驗，但缺乏土改工作經驗，為了全面培養毛澤覃，特指定他於1927年底到喬林鄉任黨支部書記。毛澤覃不負厚望，到喬林任職后，大刀闊斧地開展工作，帶領貧苦農民打土豪分田地，在斗爭中增長了才干。喬林鄉黨支部是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第一個農村黨支部，毛澤覃自然就成了第一個農村黨支部書記。喬林鄉成功的土改工作使該鄉成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一面旗幟。
3.信的最后，毛澤東提出了蘇區的經濟困境應該如何擺脫的建議，例如開辦紅色圩場、建立商品交換處等，基本是兩年前在井岡山斗爭時期的方法，不再贅敘。毛澤東還提到8月派朱雲卿參謀長赴贛西南蘇區傳達中共中央關於要贛西南黨團特委合並成立黨的江西省行動委員會的指示一事，要求毛澤覃執行中央指示。需要指出的是，毛澤東特別提醒其弟要搞好與李文林等贛西南黨政負責人的工作關系。這似乎透露出毛澤覃與李文林等存在著較嚴重的工作意見分歧，也似乎預示著年底在贛西南大地上發生的那場給根據地黨和紅軍造成重大損失的反AB團風暴已初現端倪。
湘東特委會議在歷史上的最大貢獻，是經毛澤東提議並經會議批准成立了湘東獨立師。隨后改為湘東南獨立第一師、湘贛獨立第一師，1932年2月擴編為紅八軍，后來成為紅六軍團主力之一，在湘贛邊革命根據地活動起著拱衛中央蘇區的重要作用。長征途中，蕭克、王震領導的紅六軍團與賀龍、任弼時領導的紅二軍團組成紅二方面軍。抗日戰爭時期的八路軍第一二〇師第三五九旅，解放戰爭時期的西北野戰軍第二縱隊，直至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軍都傳承著其血脈。開國上將王震則是湘東獨立師走出的眾多將領中的杰出代表之一。
（作者為公安部物証鑒定中心資深文件檢驗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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