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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葉劍英等重要成員的作用發揮
1976 年10 月，成為中央領導集體重要成員的葉劍英、陳雲、李先念等，和華國鋒、汪東興一起，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在危急時刻毅然決然地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 結束了“ 文革” 這場災難。“從組織上打跨了‘四人幫’反黨集團。”從而為新中央領導集體的形成清除了基本障礙。
堅決阻止“四人幫”篡黨奪權，使黨和國家、軍隊領導權始終掌握在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手中，這是建立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必須解決的根本問題。
“文革”期間，鄧小平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深刻總結了國際共運史上和我們黨在培養接班人方面的經驗教訓，著重指明原蘇聯共產黨在這方面的教訓，提出了防止帝國主義和平演變等重要觀點。他們認為，蘇共是列寧建立的黨，蘇聯是列寧建立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列寧去世后，斯大林堅持列寧的路線。列寧、斯大林算是第一代了。斯大林去世后，赫魯曉夫自1954 年上台以后的20 多年中，把列寧建立的黨和社會主義國家，變成了修正主義的黨和社會帝國主義國家。赫魯曉夫、勃列日湟夫算第二代，第二代就變化。西方國家鑒於蘇聯第二代出了問題，就把希望寄托在中國黨的第二代、第三代身上。所以，我們要總結這個經驗，對青年進行教育，引導青年堅持社會主義道路，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鄧小平曾對外賓風趣地說：事情要靠年輕人了，這種話可能對年輕同志來說有點不敬了，擺老資格了，但這是自然規律，老的總要慢慢地退出舞台，由年輕人來接班。總之，“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命運，歸根到底要決定在青年的身上。”。
實際上，鄧小平在1965 年12 月就已經明確地講到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向中央領導集體新過渡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問題。認為總是要見馬克思的，這是肯定的。去見馬克思，就要有接班人。黨總是要有接班人的，接班人也要去見馬克思的。因此必須把黨的正確的思想、組織、政治路線堅持下去。這就需要“我們特別注意宣傳毛澤東思想，使它在群眾中扎根。”“好的黨風要繼承下來，要由接班人傳下來。”他反復強調：“要注意這個問題，這個問題不僅是我們這一代的問題，也是下一代、再下一代的問題。”他還舉例講：蘇聯在列寧、斯大林領導下所取得的成就，在出了赫魯曉夫修正主義以后，不是都靠不住了嗎？
可見，黨和國家及軍隊領導權交給什麼樣的年輕人，是一個極為重大的問題。1975 年當71 歲的鄧小平受毛澤東委托主持中央工作時，心懷不滿的王洪文避到上海講：十年后再看。當時，王40 歲。就年齡而言佔優勢。所以，鄧同周恩來、葉劍英、李先念等商量，決定要選擇一批經受過考驗、能夠聯系群眾，為群眾愛戴的領袖，選擇一批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接班人。由此可見，建立新中央領導集體的問題不僅極為重大，而且是迫在眉睫，刻不容緩。重病中的毛澤東含蓄地講自己一生中沒有做完的兩件大事，應交給下一代。他斷言：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
所以，從1975 年1 月開始擔負黨政軍很重要的領導職務以后，鄧小平先后主持國務院、黨中央日常工作。在此前后，許多久經考驗的老一輩革命家先后重新返回到重要的領導崗位，如葉劍英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防部長並主持軍委工作，李先念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常務副總理，正是這一大批被“解放”的黨政軍領導干部重執重任，團結廣大黨員干部、群眾，才使全面整頓工作取得顯著成效，也使“文革”破壞力受到一定程度限制，特別是為后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積蓄了強大的干部力量，作了必要的組織准備。
從組織上打垮江青反革命集團，徹底破滅他們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陰謀，確保最高領導權始終掌握在無產階級革命家手中，這是一場勢在必行、刻不容緩的特殊斗爭。關鍵在於，一是江青等趁毛澤東年事已高或重病纏身，篡黨奪權的活動迫不及待，更加猖狂。二是毛澤東病逝，原來領導集體中健在的成員僅有陳雲、鄧小平，前者遭到排擠，后者又被打倒。“文革”后期發揮作用的葉劍英、李先念也先后被變相停止工作。連毛澤東生前指定的接班人華國鋒，也被污蔑為“修正主義頭子”。“情況已經到了不破不立的緊急時候，不破了‘四人幫’，中央就不能立起來。不破‘四人幫’，我們這個黨就很危險”。如果讓“四人幫”上台，“就斷送了我們黨，斷送了我們的國家。”所以，粉碎“四人幫”具有極其重要意義。”
對於自己的失敗，江青在1980 年1 月寫的《我的一點看法》說：“鄧、葉之流久蓄陰謀”，把她（他）趕下台是“反革命政變”，她將自己一伙封為“好人”，“真正的馬列主義者”、“毛主席的好學生”， 此刻被關進監獄﹔ 而“ 鄧、葉之流” 等是“壞人”、“陰謀家”、“修正主義分子”，卻坐天下，這是“地富反壞右翻天”、“資本主義復辟”、“開倒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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