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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試”后的第二天，上級就通知錢嗣杰搬進中南海辦公，成為毛澤東的第三任專職攝影師。那時，由於電視設備不過關，電影的成本又太高，因此記錄國家領導人日常活動的手段主要是拍照。“那個年代，領導人接見外賓一般不做擺拍，他們的一舉一動很難預判。握手呀，談話呀，他不考慮你記者不記者的”。
對於時常在身邊按動快門的攝影師，毛澤東的反應是“不干預。你什麼時候照，你願意照你就照，從來沒拒絕過我。當然，有的時候下去參觀，他會說你多照些群眾，他希望照和群眾在一起的那些場面。我在主席那裡那麼多年，他沒有說看看照片，報紙登得好不好，沒有。他不管這個事情”。作為專職攝影師的錢嗣杰，不僅要拍攝一些正式會見的場面，還要善於捕捉領袖生活的瞬間。“每次主席活動前，我都要認真檢查相機的功能，檢查膠卷是否上好，不敢有任何懈怠。我隨時都背著兩台相機——祿萊(Rolleiflex)和萊卡(Leica)，都是德國制造的，以防萬一。雖然不如現在的功能齊全，但性能絕不差”。由於當時拍攝的照片除公開採用和部分留作歷史資料外，其余圖片必須銷毀，“有人監督銷毀，在一個封閉的爐子裡燒毀，燒后也要檢查一下灰燼，看看是不是完全燒完了，記者不得私自留底”，因此，錢嗣杰保存下來的照片並不多。
錢嗣杰介紹說，毛澤東習慣坐火車下去調研，每到一個地方，“往往請地方干部，省長、省委書記什麼的到火車上來匯報——他就不下車了。主席怎麼考慮呢？他說，我到一個地方去，那個地方又要准備我住的地方，又要好多干部陪，很多麻煩事，這樣不給地方增加麻煩，見完了火車就開走了，到火車上來談好”。
“在主席身邊工作的6年是我一生中最幸福、受益最多的時光，同時也是最緊張、壓力最大的一段日子。”錢嗣杰說，主席是夜貓子，喜歡熬夜，生活沒有規律，作為他身邊的工作人員，必須時刻准備著。“當時來訪的外賓主要由外長和總理接見，一般情況主席是不接見的。不過，為了外交工作的需要，主席也接見一些外賓，但沒有時間表，而完全是按照他的習慣來決定的。外賓可能正在天安門或長城參觀，如果這時主席說可以見，那就立即通知外交部安排接見”。
錢嗣杰回憶說，主席的行動是高度保密的，往往是突然通知要出發，工作人員就要緊急集合，直到上了火車才知道目的地。此外，主席每年國慶節后就要南下，去上海、杭州、武漢、江西等地，一呆就是幾個月。到了春天，工作人員輪流回北京取換季衣服並休息一個星期。在領袖身邊工作，保密工作肯定是首要的，“比如跟隨出去視察，家屬都不知道我們到哪兒去，也不打電話，也不寫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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