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晶齋在解放后留在南京藥科院(今中國藥科大學)任俄語專科副教授，翻譯出版過幾本蘇聯社科文化類書籍。他還擔任過民革南京市委副主任委員。1985年辭世於南京。據其長子高仲英(江蘇大學校長，已離休)說，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其父生前長時期與張聞天沒有交往。但他晚年所寫的回憶錄中對張聞天非常之欽佩，充滿了真摯的懷念。
抗戰初期，張聞天調任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周刊》任主編，不久又兼任馬列學院院長，工作繁忙。一天他接到周恩來從武漢托童小鵬帶過來的口信，表示希望他能盡快地利用與高晶齋的留蘇老同學關系，做做高的思想工作，以能阻止反共宣傳小冊子《中國之政治》的出版。張聞天明白大敵當前，周恩來帶來這口信一定很重要。他經過思考，給幾年未見面的高晶齋寫去了一封信，追憶留蘇歲月的情誼，希望高能為維護國共合作抗日的大局多出點力……
當時，高晶齋已從蔣介石的委員長侍從室秘書調入設在武昌曇華林的軍委會政治部第二廳任軍事教育處處長，簡授陸軍少將。他是山東惠民縣人。1923年在北大學習時就加入了國民黨。畢業前一年，由於高晶齋的學分已達到畢業要求，出於對革命的向往，他打報告申請到蘇聯學習，獲得批准。在北京負責審查學生們赴蘇聯留學的小組由李大釗為首。高晶齋首審即獲得通過，於1925年暑假踏上赤都求學之旅。同學中有鄧小平、王明(陳紹禹)、烏蘭夫、張聞天、傅學文、羅方中、博古(秦邦憲)、蔣經國、鄧文儀、賀君山、蕭贊育等400余人，可謂人才濟濟。其時，留學生中懂得英語的21人被編入第一班，高晶齋的英語挺不錯，也在此班，班裡同學有張聞天、王稼祥、沈澤民(沈雁冰即茅盾)的弟弟、林岩、邵志剛(邵力子之子)等。而高晶齋恰好與后來一度成為共產黨總書記的張聞天同桌，又同住一宿舍。在這個班的同學幾乎都是共產黨員或共青團員，唯有高晶齋是國民黨員，他從這些同學身上學到不少東西，自覺受益匪淺。而且他與張聞天的關系相當好，平日無話不談，雖也時有爭論，但很快又友好如初，學成回國后，張聞天漸漸成長為中共方面高層領導人，而高晶齋起初是在南京中央軍校擔任教官，1930年調入委員長侍從室任秘書，是侍從室九名秘書中惟一的北方人。蔣介石對他還是較為器重的，曾幾次委托他出面與北方將領韓復榘、宋哲元、孫良誠、傅作義、楊虎城、劉鎮華等拉關系，私下送支票。可說相當信任……
在戰時的武漢，高晶齋作為軍事教育處長，歸軍委會政治部二廳廳長康澤領導，與第三廳廳長郭沫若及田漢、洪深、金山、孫師毅等進步文化人士並無什麼交往，互相交往亦少，但他敏感地發現當時兼任政治部副部長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來雖說很少與他接觸，但對他表示出友善。一次在曇華林三廳辦公室，周恩來主動過來，含著真誠的微笑，與他握手，握得親切有力，似乎一切都在不言中。這令高晶齋激動不已，回到住所一夜失眠，他從這位中共領導人身上感受到高尚人格和成熟政治家的魅力。事后高晶齋才知道也是在武漢參加文藝界抗日文藝工作的至交聶紺弩向周恩來介紹了自己有正義感，幾次托他幫助過共產黨。高晶齋未到職前陳誠以所兼政治部長的名義已請了些人編寫了幾本教材，如著名經濟學家馬寅初的《中國之經濟》、陶希聖的《中國之社會》、朱家驊的《中國之教育》等，另外竟有中共大叛徒葉青(即任卓宣)寫的《中國之政治》。高晶齋審稿時發現這本教材中有不少攻擊辱罵毛澤東主席的話，並稱共產黨創建的陝甘寧邊區是“紅色割據”“理應逐步取消”等等。他便請示陳誠，團結抗戰時期不要印這種書，陳誠讓高晶齋再聽聽康澤廳長的意見。其時康澤正在鄂中老河口第五戰區司令部視察並處理一些問題。高晶齋知道他反共堅決，感到不太好辦。在武漢，紺弩是知道葉青日夜加班寫《中國之政治》書稿這件事的。他再次約見高晶齋，見面地方是漢口璇宮飯店二樓包間(這樣安排是可免除國民黨特工的懷疑，因為若安排在武昌或漢陽的僻靜茶樓或小酒店見面反而會引起特工們的疑心)，見面時聶紺弩希望高能夠阻止這本教材的出版，因為這套教材擬在漢口三家印刷廠集中印刷，印量甚大，擬發往各集團軍，少說有4萬套。高晶齋經過考慮，先扣下這部送審的書稿，理由是出版了將不利於國共兩黨團結抗日的大局。然而一向好斗，以“反共理論家”自詡的葉青並不善罷甘休。他立即給蔣介石和陳誠寫信，聲稱政治部內有人對黨國不忠，竟然按周恩來意旨行事，阻撓出版他的書雲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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