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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張學良與蘇聯的關系迅速發展。1936年7月底，張學良在南京會見了蘇聯大使館武官雷平中將。8月，張學良又在上海法租界的寓所與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的會談中提出了與蘇聯訂立《中蘇軍事同盟》問題，張學良認為：“中國自然非抗日不可，成敗與蘇聯皆有關系，日本野心無窮，蘇聯最終難免不受其害，與其單獨應付困難，莫如中蘇訂立軍事同盟，共同對付日本。”鮑格莫洛夫回答說：“如果中國能夠團結起來，蘇聯政府一定會鄭重考慮你的意見。”（張魁堂：《張學良傳》，東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185頁）
對於張學良與蘇聯迅速升溫的秘密關系，國民政府也有所警惕。12月14日，國民政府駐蘇聯大使蔣廷黻致電國民政府秘書長翁文灝：“張學良有代表駐莫斯科。”（魚汲勝：“共產國際、蘇聯及各國對西安事變的反應大事記”，陝西省檔案館：《理論導刊》1986年11期）蔣廷黻回憶他對蘇聯政府的外交人民委員李維諾夫是這樣說的：“我提醒他，張學良的確有位代表駐在莫斯科，我將名字告訴他。”（《蔣廷黻回憶錄》，台灣《傳記文學》，第二十九卷第五期，第96頁）由於蔣廷黻撰寫回憶錄時張學良的這位代表還是台灣的顯貴，因此蔣廷黻不便直接寫出他的姓名。
張學良特殊的情報來源於駐莫斯科代表莫德惠
仔細考察張學良龐雜的回憶，雖然提及了與西安事變相關的許多人和事，卻始終小心翼翼地回避了一個非常關鍵也非常神秘的人，那就是他極其秘密地派駐莫斯科的首席代表莫德惠。
莫德惠是張學良的心腹，曾作為張學良的首席代表赴莫斯科談判中東路事件。他作為張學良安置在莫斯科的關鍵聯系人，究竟傳遞了多少重要情報，如今已經難見電報檔案。當時蘇聯已經在莫斯科與烏魯木齊、蘭州之間建立了直通航線，蘭州與西安的通道則由張學良的波音座機完成。因此，莫斯科與西安的距離雖然看似遙遠，但對莫德惠來說毫無困難，目前有確鑿証據表明莫德惠起碼有兩次從莫斯科回到西安。其中一次可見於蔣介石得到的密報之中。1936年9月18日，南京中央檢查新聞處處長賀衷寒致蔣介石密電，其中提到：“莫德惠十三日由俄抵西安，業與張學良會晤，任務不明。最近盛傳張氏漸有希圖與舊東北軍勢力為中心，后方與新疆省聯絡，單獨在西北方面樹立親俄政權之意。”此時的莫德惠顯然是為了向張學良面陳蘇聯最新的聯蔣政策。
直至西安事變發生時，張學良與莫斯科其實還保持著密切的接觸。斯諾說：“當時張學良在莫斯科派有自己的代表，是王安娜（王炳南的德國籍妻子）的一位朋友，安娜說他想盡辦法見到聯共中央的人，好請他們在能夠得到更可靠的消息之前，先別做出對張學良不利的決斷。”（埃德加·斯諾：《紅色中華散記》，江蘇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頁）
張學良與蘇聯這種極為隱秘的關系，對研究西安事變，特別是研究張學良當時的行動極其重要，也是以往所有研究者都忽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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