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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與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

姜廷玉
2013年07月01日15:03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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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通過各種渠道和形式表達中國共產黨願與英美法等國

共同反對法西斯的願望,積極爭取英美法等西方國家

加入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

在抗日戰爭初期,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把英美法等國看作是一支同情與贊助中國抗戰的力量,希望他們在支持中國抗戰力量和制約日本侵略能力兩方面作出積極努力,爭取他們加入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盧溝橋事變爆發后,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即提出:“立刻實現抗日的積極外交,擁護國際和平陣線。反對法西斯陣線,同英美法蘇等國訂立各種有利於抗日救國的協定。”[⑩]明確提出了在抗日問題上與包括英美法在內的其它國家的合作。

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由於中國共產黨與英美法等國政府沒有任何聯系,更由於國民黨過去的“圍剿”和封鎖,外界對中國共產黨缺乏了解。為了宣傳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促進英美法等國盡早加入國際反法西斯斗爭行列,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通過各種渠道,積極做爭取的工作。

(一)通過西方記者作媒介,轉達中國共產黨願與英、美、法等國共同反對法西斯的願望。

當美國記者斯諾沖破國民黨的重重封鎖,到達陝北后,毛澤東時常放下大堆報告和電報,取消一些會議,與斯諾談話。毛澤東告訴斯諾,中共把美國等一些不願看到日本侵佔中國的國家看作是“自己的朋友”,請他們同我們合作。1937年3月1日,毛澤東在同美國記者史沫特萊的談話中,對國際反日聯合陣線的建立,提出了綱領性的主張。他指出:日本已有他的強盜同盟,中國決不能自處孤立。所以我們主張中、英、美、法、蘇建立太平洋聯合陣線。這種陣線是援助中國的,同時也是各國互助的。[11]1938年2月,毛澤東在會見美國合眾國際社記者王公達時,贊揚了美國民主黨和總統羅斯福維護國際和平和譴責法西斯的政策,同時希望“美國能更進一步,出面聯合其他國家給暴日以實際的制裁”,指出:“現在是中美兩國及其他一切反對侵略威脅的國家更進一步聯合對敵的時候了。”[12]在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先后接待了十幾位西方記者,通過他們,使英、美、法等國對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策略和主張,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認識,對爭取他們加入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二)通過對外發表文章,呼吁英、美、法等國人民督促其政府盡早加入國際反法西斯陣營。

1939年1月,毛澤東在為國際友人翻譯的對外發行的《論持久戰》英譯本撰寫的題為《抗戰與外援的關系》的序言中指出:我希望英美民眾積極行動起來,督責其政府採取反對侵略戰爭的新的政策,為了中國也為了英美自身。

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對英、美、法等國一方面進行積極爭取,另一方面對它們一度推行的綏靖政策,特別是對它們策劃的“遠東慕尼黑”陰謀,進行了深刻的揭露和堅決的斗爭。毛澤東在《反對投降提綱》中指出:中國目前面臨的最大危險之一,就是新的慕尼黑的可能。英美法自抗戰以來一直保持“中立”,不過是“坐山觀虎斗”的陰謀計劃,是鷸蚌相爭漁人得利的政策。中國共產黨目前的任務就是動員國內外的進步力量來反對英美帝國主義的綏靖政策。由於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的揭露和斗爭,由於中國的抗戰,特別是中國共產黨在敵人佔領區的后方開辟的敵后解放區戰場,給日寇以沉重打擊,鼓舞了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爭。這些,對於爭取英美法等國加入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三)提出以是否反法西斯作為聯合或反對國際各種政治力量的唯一標准,為爭取英美法加入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提出科學的理論依據。

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在爭取英美法加入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進程中,曾一度受到蘇聯和共產國際的影響,使這一進程出現了曲折。蘇聯為了自身的安全,在尋求同英法就共同抵抗德國侵略者締結條約未成之后,1939年8月,同德國簽訂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9月,德國進攻波蘭,英法對德宣戰。這場戰爭,從英法和其他抵抗法西斯侵略的國家來說無疑是一場反侵略戰爭。但是蘇聯以英法也是帝國主義及他們進行戰爭的目的是為了爭奪殖民地為由,完全否定英法所進行的戰爭的正義性,因而認為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口號已經不適用了,應以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統一戰線的口號代替之。

但在這裡值得提及的是,盡管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在對外政策上受到蘇聯對外政策和共產國際的影響,但是40年代的中國共產黨已不像過去那樣對蘇聯和共產國際唯命是從了,毛澤東與中共中央更多的是從中國抗戰和國際反法西斯斗爭的實際情況出發,來決定自己的政策和策略。1940年12月,毛澤東在《論政策》的黨內指示中強調,在制定對外政策時要貫徹具體分析和有所區別的原則,“雖然共產黨是反對任何帝國主義的,但是既須將侵略中國的日本帝國主義和現時沒有舉行侵略的其他帝國主義,加以區別﹔須將同日本結成同盟承認‘滿洲國’的德意帝國主義,和同日本處於對立地位的英美帝國主義,加以區別﹔又須將過去採取遠東慕尼黑政策危害中國抗日時的英美,和日前放棄這個政策改為贊助中國抗日時的英美,加以區別。我們的策略原則,仍然是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13]

(責編:王新玲、趙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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