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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救被捕中共黨員的“第一聯絡人”
牛寶正心中的天平“倒向”共產黨人后，便開始經常為楊獻珍他們送情報、傳信息，並利用職務之便，對“囚犯”給予各方面的照顧。每月的探視日，獄外的秘密黨組織經常派人偽裝探監進入草嵐子監獄，同殷鑒等共產黨人進行聯系，牛寶正明裡監視，暗中卻給予保護和方便。有時，他利用晚間派妻子或兒子乘車去東四十條、鼓樓大街、皇城根、翠花胡同等聯系點送取信件。獄外的秘密黨組織也與牛寶正取得了聯系，並將一批秘密文件交給他帶入草嵐子監獄，鼓舞了獄中同志們的革命信心和斗爭意志。牛寶正還受獄中黨組織委托，從書店購買一些英文版馬、恩、列、斯著作，秘密帶入監獄，由楊獻珍等人負責翻譯抄寫，組織學習，把監獄變成了學習馬列主義的“學堂”。
不久，國民黨獄政機關通過獲取的情報，懷疑獄中有共產黨的秘密組織在活動，重點懷疑對象有18人。為此，他們特調一個憲兵班進駐草嵐子監獄，對“犯人們”進行審查和監視。牛寶正獲悉后，立即密告獄中的中共秘密黨組織負責人，使他們有准備、有組織地開展反審查斗爭。獄中黨支部的斗爭骨干堅定地拒絕“反省”，給獄友們樹立了榜樣，在他們帶領下，取得了獄中斗爭的第一次勝利。
1934年冬和1935年，牛寶正根據自己掌握的情況，又向獄中秘密黨組織提供了北平軍管會政訓處第二次大審查、憲兵第三團派兩個特務偽裝政治犯打進監獄進行偵察及憲兵第二團密報南京國民黨特務機關要殺害12名革命骨干等一批重要情報，使獄中秘密黨組織贏得了寶貴的時間，從容應付，最終一次次奪取了斗爭的勝利。
此外，牛寶正還冒著生命危險，積極配合獄外黨組織對在押同志進行營救。
1936年后，全國抗日浪潮空前高漲。我黨有大量工作需要去做，而白區黨的干部又人手緊張。時任中共北方局書記的劉少奇為適應新形勢的需要，解決黨的干部缺乏問題，認為被監禁在“北平軍人反省分院”（草嵐子監獄）中的五六十名黨員，有許多是我黨堅強的骨干，黨組織有必要採取一定的“策略手段”營救他們出獄。北方局隨即向黨中央寫了報告，經中央研究予以批准。於是，北方局組織部長柯慶施便通過牛寶正向獄中傳達了黨中央關於“要求獄中同志爭取早日出獄為黨工作”的指示。
獄中黨支部接到了外邊黨組織的第一封信時，擔心是敵人搞的圈套，決定不予執行。過了一段時間，北方局又通過牛寶正給獄中支部送去了第二封信。其大意是：黨組織營救你們出獄，這是中央的決定，望早作安排。
當時，國民黨當局為了籠絡人心，規定獄中刑期超過五分之一的政治犯，隻要是公開在報紙上刊登一則《反共啟事》，就可獲釋出獄。要想早日出獄，除去登報別無良法。但要違心地以《反共啟事》見報，就等於公開放棄革命信念，這叛變之嫌跳到黃河也洗不清。所以，經大家商量，由楊獻珍用外文向北方局和黨中央匯報了“不同意登報出獄”的意見，如黨組織堅持讓登報出獄，則提出以下要求：一、登報有叛變之嫌，如黨組織堅持這樣做，登報的責任由組織負責﹔二、出去后仍然是黨員，應按正式黨員安置工作，無須另行立案審查﹔三、這次是依令行事，組織上以后不能再追究此事的責任。
此信通過牛寶正轉送到北方局，北方局答復后，又轉呈黨中央批示。之后，北方局的第三封信傳入獄中，隨信還附了北方局向中央建議的主要內容抄件，以証明這些指示確實是經中央批准的。直到這時，獄中黨支部終於相信這是組織的決定，經過研究，同意按照中央的意圖行事。
國民黨當局見同時有這麼多人要求出獄，一時也難辨真假，不敢倉促批准，因此，一個月后還沒有消息。這時，中央又一次指示要迅速出獄。對此，獄中支部進行了認真的分析研究，認為分批出獄較為妥當。1936年9月上旬，安子文、楊獻珍、劉瀾濤、薄一波等9名同志第一批獲釋﹔1936年9月22日，趙林、馮樂進等21名同志也出了獄。就這樣，前后有61名同志按照這一辦法獲釋。為了減小目標，出獄后，大家首先分散活動，在街上行走彼此不說話，像不認識的一樣。后來，他們逐漸都和黨組織接上了關系，並接受了黨的工作分配。
在這一系列秘密活動中，牛寶正始終是監獄內外的“第一聯絡人”，盡管他百倍謹慎、高度警惕，但終因時間過長、同政治犯的交往又過於頻繁，最后受到了監獄當局的懷疑。1936年底的一天，國民黨當局將牛寶正逮捕，加銬上鐐投入監牢。當局在審訊他的過程中，軟硬兼施，嚴刑逼供，要他吐露實情。牛寶正寧死不招供，當局氣急敗壞，准備判處他極刑。
在此危急關頭，北平中共秘密組織及時對牛寶正展開營救，幫助他逃出了北平，然后，黨組織又將其家屬密護出城。此后，牛寶正一家和中共黨組織中斷了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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