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仲勛主政廣東二三事：為廣東改革開放打下基礎

促改革 廣東先行試驗

在改革開放的初期，習仲勛為在困境中的廣東省贏得中央的政策支持，為使廣東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窗口打下了基礎。

1978年7月上旬，習仲勛到寶安視察。他看到深圳河兩岸反差很大，百感交集。廣東省在歷史上曾為中國革命作出過巨大貢獻，但解放后由於處於南海前線的特殊原因，又經十年動亂的干擾破壞，廣東經濟遭到嚴重的挫折。

1978年12月，中央召開了具有深遠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這次會議之前，中央在北京召開中央工作會議，習仲勛在會上作了題為《廣東的建設如何大干快上》的工作匯報。他說：“從廣東來看，要大干快上，當前面臨的困難還很多……我們也希望，中央能給廣東更大的支持，同時多給地方處理問題的機動余地。比如農業機械化，如果中央允許我們吸收港澳、華僑資金，從香港引進一批先進設備和技術，購進電力，進口部分飼料，就可以一方面先把國營農場、畜牧場、海水養殖場等武裝起來，作為示范，培養人才，取得經驗……”這是習仲勛希望突破舊體制的構想，也代表了當時對改革經濟管理體制和發展生產力的渴求。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習仲勛主持召開了廣東省委常委擴大會議，貫徹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聯系廣東實際，研究如何實現將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統一認識，團結廣大干部群眾以最大的熱情投入到改革開放的事業中去。不久，他向正在廣州的葉劍英副主席匯報了省委的意見，葉劍英聽了十分高興，並希望廣東省委快些向鄧小平匯報。

1979年4月，習仲勛赴京出席中央工作會議。這次會議主要是討論國民經濟調整問題。習仲勛在發言中說：“廣東作為一個省，等於人家一個或幾個國。但現在省的地方機動權力太小，國家和中央統得過死，不利於國民經濟的發展。我們的要求是在全國的集中統一領導下，放手一點，搞活一點。這樣做，對地方有利，對國家也有利。”接著，他又補充說：“如果給廣東一個特殊政策，經濟可能幾年就上去了。”他直諫中央：“不僅經濟體制，整個行政體制上也要考慮改革。中國這麼大，各省有各省的特點，有些事應該根據各省的特點來搞，這也符合毛主席講的大權獨攬、小權分散的原則。”“我們省委已討論過，這次來開會，希望中央給點權，讓廣東能夠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條件先走一步。”他直截了當地向參加會議的中央領導同志提出：廣東省的發展應針對其特色地理位置，廣東鄰近港澳，華僑眾多，鑒於港澳地區對廣東省的影響以及台海軍事對峙態勢的變化，希望能夠充分利用這個有利條件，積極開展對外經濟技術交流。他還提出建立“貿易合作區”的設想，在毗鄰港澳的深圳市、珠海市和重要僑鄉汕頭市劃出一塊地方，單獨進行管理，作為華僑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資場所，按照國際市場的需要組織生產。他的提議，“中央領導同志很重視”，鄧小平更進一步要求廣東大膽實驗，創辦特區，作為開放的窗口，“殺出一條血路來”。

5月中旬，國務院副總理谷牧率領由中央有關部委組成的工作組到廣東，會同廣東省委組織的文件起草小組，不久正式擬定了《關於發揮廣東優越條件，擴大對外貿易，加快經濟發展的報告》。1979年7月，黨中央、國務院正式批准廣東在改革開放中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決定先在深圳、珠海兩市劃出部分地區試辦出口特區，待取得經驗后，再考慮在汕頭和福建的廈門設置特區。

1980年8月26日，葉劍英主持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批准頒布《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

今天，當我們重新回顧共和國那段不尋常的歷史，回顧習仲勛面對廣東“文化大革命”的創傷，堅持真理、實事求是，力挽狂瀾，撥亂反正，推動廣東省生產建設走上快速發展的軌道的功績，這位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光輝形象又浮現在我們面前。

（原載《百年潮》2013年第4期，作者黃碩忠，系中國紅色文化研究院名譽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