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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2日，傅秋濤和鐘期光等作為中共湘鄂贛省委談判代表，開始與國民黨武漢行營談判代表進行談判。嗣后，雙方又經過一番交鋒，終於簽訂和平合作協議。武漢行營下令停止對紅軍的軍事行動，劃定平江縣的長壽、嘉義兩地為紅軍游擊隊集中改編地點，承認紅軍游擊隊改編為“抗日軍第一游擊支隊”，委任傅秋濤為支隊司令員。
9月下旬，中共中央決定：將中共湘鄂贛省委改為中共湘鄂贛特委，直屬中共長江局領導，傅秋濤為特委常委。12月，中共湘鄂贛特委委派傅秋濤前往武漢，向周恩來、葉劍英、葉挺、項英等匯報湘鄂贛特委工作情況，請示湘鄂贛邊紅軍游擊隊如何改編為新四軍等問題。在武漢，傅秋濤出席了葉挺為招待大江南北各省的紅軍代表和中共中央派來的干部而舉行的盛大宴會。接著，新四軍軍部在武漢正式初建。
1938年1月，新四軍軍部移駐南昌，具體籌劃編組和任命部隊各級領導人。傅秋濤任新四軍軍政委員會委員。湘鄂贛邊抗日軍第一游擊支隊在平江的嘉義奉命改編為新四軍第一支隊第一團，支隊司令員為陳毅，支隊副司令員兼第一團團長為傅秋濤。全團下轄3個營，共有1100余人、200多條槍、3挺機槍、730把馬刀。
2月10日，傅秋濤奉軍部命令率第一團從平江嘉義出發，向皖南抗日前線挺進，沿途還招收了400多名青年加入部隊。當部隊到達湘贛邊界時，傅秋濤接軍部緊急通知，防止國民黨駐軍有伏擊新四軍的企圖，要求做好應戰准備。傅秋濤立即告誡部隊保持高度警惕，做好一切戰斗准備。部隊在萍鄉上火車后，傅秋濤下令把機槍架在火車頭上，馬刀亮出窗外，火車到宜春時不要停車，一直向前開，最終粉碎了國民黨的陰謀。火車抵達浙贛邊的玉山后，傅秋濤命令部隊下車，徒步向浙江常山縣挺進。在浙江省開化縣以南的華埠鎮，傅秋濤與支隊司令員陳毅親切相見。休息幾天后，傅秋濤率第一團繼續前進，翻過浙皖邊界的馬金嶺到達安徽歙縣岩寺地區，勝利完成了集合任務。
5月12日，根據中共中央關於“東進”的指示，傅秋濤率第一團挺進江南。將近半年時間，傅秋濤指揮部隊緊緊依靠江南群眾，在敵人鼻子底下，在“梅花樁”式的據點之間，採取分散、穿插、轉移等靈活機動的游擊戰術，與日偽軍進行大小戰斗30余次，殲滅日偽軍3000余人，迅速打開了江南敵后抗戰局面。
1941年1月初，皖南新四軍奉命北移。4日，全軍近萬人分左、中、右3路縱隊，從雲嶺出發移往長江以北。時任新四軍新第一支隊司令員的傅秋濤，率部作為第一縱隊，擔任全軍的左路。
1月6日清晨，當新四軍前哨部隊在涉過青弋江向南進到丕嶺腳下的紙棚村時，遭遇國民黨軍第四十師伏擊。國民黨軍打響了皖南事變的第一槍。之后，傅秋濤率部從雲嶺東南的大康王村加速前進，於7日拂曉先攻佔求嶺，再進駐榜山，完成了軍部確定的行動計劃。7日黃昏，傅秋濤又指揮老一團順榜山而下，經過兩個多小時激戰，擊潰守敵，攻佔榜山西南方向約一公裡的舉山，為新四軍3路縱隊會攻星潭鎮創造了有利條件。但當老一團團長熊應堂幾次指揮部隊准備繼續前進時，竟被縱隊副司令趙凌波所阻撓、破壞，並以“不服從命令者，按軍法論處”相威脅。后來，部隊隻好撤回駐地梓坑，在榜山一線打轉轉，使第一縱隊失去了攻佔星潭，突出敵人重圍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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