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勞模表彰及其社會效應

（一）國內外的緊迫形勢激發了全國人民建設國家的熱情

1950年的勞模表彰，實際上是對解放戰爭以來四年勞模運動的一個總結，也是迎接國家建設新任務的一次總動員。此時，國家還沒有完全走出戰爭的陰霾，西藏、台灣尚未解放，國民黨殘余勢力隱匿各處，成為新的政治土匪，擾亂社會秩序，危害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朝鮮戰火燒到鴨綠江邊，對新生的中國政權構成極大威脅。因此，在慶祝共和國成立一周年之際，把勞模代表和戰斗英雄代表集合在一起，共同舉辦表彰、慶功大會，目的是鼓舞全國人民的斗志，同仇敵愾，保護好革命的勝利果實，建設好新生的國家。1956年到來時，國家各方面建設取得了顯著成果，中共八大也將在這一年召開。為了更好地調動全國職工的生產積極性，發揮典型引路的作用，新年伊始，全國總工會作出召開全國先進生產者代表會議的決定。大會的主題，正是向社會主義建設進軍，廣泛開展社會主義競賽，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為提前完成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而奮斗。

（二）早日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逐漸成為全社會的共同目標

1950、1956年兩次全國勞模表彰最明顯的差別，是表彰大會名稱和表彰對象范圍的改變，而究其實質，其中隱含著對國家發展戰略認識的微妙變化。首次勞模代表大會的名稱為“工農兵勞動模范代表會議”，表彰的對象包括工業、農業和軍隊三方面，且農業和工業戰線的名額基本相當。而1956年表彰大會的名稱則改為“先進生產者代表會議”，代表集中在工業戰線。

在1950年勞模表彰時，專門規定了農業勞模代表的條件。此時，國家正在大力推進新解放區的土地改革，盡快使翻身的農民發展生產，改善生活條件﹔而老解放區在探索如何提高農業技術，嘗試重新把農民組織起來，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因此，勞模評選條件中“帶領組織群眾實行生產互助或精耕細作勤勞增產，發家致富獲有顯著成績者”排在了第一位，“模范的農民協會或合作社等群眾組織中組織生產的優秀工作者”（《人民日報》1950年7月31日。）也是七條標准中的一條。把工業化作為整個經濟建設的主要任務，並集中主要力量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是在編制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確立的。到1956年上半年，全國大部分農村實現了合作化，過渡時期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任務即將完成，工業化的主體任務愈發凸顯，全黨和全國人民的主要注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工業化的任務上來。勞動光榮，愛廠如家，埋頭苦干，大搞技術革新和發明創造，成為全社會普遍追求的價值觀。勞動模范也在這樣的道德風向標下不斷涌現。

（三）社會結構的重整喚起了人民群眾的主人翁意識伴隨著新中國的成立，中國社會結構發生了巨大改變。地主階級、官僚資產階級作為舊中國的統治階級被徹底推翻，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共同綱領》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實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團結各民主階級和國內各民族的人民民主專政。”（《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2頁。）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加速進行，到1956年，資本主義工商業通過和平贖買，實現了全行業公私合營。民族資本家不再是原有私營企業的老板，他們中的很多人，有的成為國家機關、經濟業務部門的工作人員，有的重新選擇生活道路，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農民和手工業者，在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成為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公有制中的一員。

經濟所有制變革造成的單一公有制，使中國社會結構更加趨向簡明。工人階級作為國家的領導階級，其政治和社會地位最高，因而獲得了“工人老大哥”的稱號。農民，尤其是貧下中農，是工人階級的同盟軍，也是新中國的基礎。1956年是黨成立以來知識分子政策落實最好的一年。年初，在知識分子大會上，周恩來不但肯定了知識分子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重要性，而且指出，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經過新中國成立后的教育和改造，“他們中間的絕大部分已經成為國家工作人員，已經為社會主義服務，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2頁。）。在全國先進生產者代表會議上，一百多位教授、科學家受到表彰，華羅庚、錢學森、夏鼐、張光斗，以及青年講師谷超豪、蘇星等位列其中﹔110名優秀中小學和師范學校的教育工作者被授予榮譽稱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