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勇
二十九軍的廣大“留守”官兵堅決反對所謂“和平”政策，除前述李文田領導三十八師進行了天津反擊戰外，劉汝珍也率部突圍。而原西北軍將領也紛紛對所謂“和平”政策進行譴責。許多不甘附逆的人(如賈德耀、劉郁芬、田春芳、過之翰等)多以患病、工作結束等理由紛紛辭職或離開平津一帶。
正當此時，北平方面得到了“二十九軍三十八師在副師長李文田和天津警備司令劉家鸞的率領下，向駐防天津市區的日軍發起反擊戰”的消息。在這場天津反擊戰的同時，冀東“保安隊”張慶余、張硯田兩部在通縣反正，將通縣的日本間諜、特務大部分擊斃，並抓獲了“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的頭目殷汝耕，准備送交宋哲元處(但宋已赴保，張等未見到宋。在通過北平城下時，殷汝耕被日軍劫走)。
天津反擊戰和通縣反正使日本軍方大為驚恐。他們一直以為“留守的二十九軍官兵”不敢輕易與日軍作戰，沒想到才到7月29日，天津即爆發了一場大規模的抵抗。因為天津抗戰的部隊主要是二十九軍三十八師所部，日軍方開始懷疑“中國留守部隊”的軍事長官控制不了自己的屬下。特別是通縣反正后，日軍方對平津地區有兵權的人都失去信任，老牌漢奸殷汝耕更直接被日本憲兵逮捕，追究責任。日方需要一個過去地位較高(在北洋時期或國民政府中做過國務總理級以上的高官，下野后仍有一定號召力)、對日恭順且沒有軍權的傀儡。
7月29日晨，北平各城門大開，“各處崗警均一律換三角符號，未帶槍械，指揮交通”。一群沒有兵權的漢奸開始粉墨登場——潘毓桂為北平市警察局局長，張允榮為平綏鐵路局局長。潘毓桂一上任就完全站在日軍方立場，召見新聞媒體，宣布一切抗日、排日言論為“非法”，又抄了宋哲元、秦德純、馮治安等軍政要人的家，遣散了阮玄武留下的“保安隊”。7月31日，邊守靖為代理天津市長，邊氏於午后在進德社“非正式就職”。親日的李景陽隨之就職天津警察局局長，警察一律改穿黑制服(國民政府規定警察夏季制服是黃色)。李景陽還立即召開各分局長、特區主任會議，派著黑衣警察值崗，甚至幫助日軍將零星“保安隊”繳械。到8月2日后，日軍方開始操縱分別成立的平、津地方維持會，直接指使漢奸辦事，“諸事皆由漢奸操縱”。8月3日，“冀察政務委員會”以“長期不到會”為名，將秦德純、戈定遠、劉哲、門致中、石敬亭、周作民、蕭振瀛、石友三8個人一律開缺，“聘”張允榮、張璧、楊兆庚、潘毓桂、江朝宗、冷家驥、鄒泉蓀、陳中孚為委員。
8月4日晨9時半，日軍開入北平城，經長安街開入市區。8月7日，《北平晨報》上登載了張自忠的聲明，說明已於6日將“所有三職務一並辭去”。平津從此進入漫長的8年淪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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