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會場突遭搜查之謎

偶然發現說

學者朱華否定了“馬林因素說”，認為是程子卿偶然發現一大會場的，即程子卿向位於一大會場隔壁的全國各界聯合會傳達開會須提前48小時通知警方的命令時無意中發現了一大會場。朱華以前認為程子卿之所以能發現會場無非有兩種可能。一是走錯了門﹔二是因聽到106號有外國人說話而起了疑心，於是強行闖入。但是后來根據材料，發現程子卿誤入會場，是因為弄錯了全國各界聯合會的地址。

7月2日，租界工部局的《警務日報》中附有一份關於全國各界聯合會的專門介紹，其中提到，該會總部在“貝勒路106/108號”，這很可能是“貝勒路樹德裡106/108號”李書城、李漢俊寓所的誤記。因為：第一，這兩家確實是打通的，“106/108號”的寫法符合這一實際。第二，據《警務日報》的情報，全國各界聯合會建立后，會址至少搬遷了四次，1920年6月，其設在愷自爾路15/16號的總部還曾遭到法租界巡捕房的查封。而從7月11日到18日，《警務日報》四次提到了全國各界聯合會，均未明確其地址為“樹德裡104號”，僅有一次含混寫著“望志路貝勒路口”，但是7月25日后，凡提到該組織，均不厭其煩地寫明詳細地址。因此，全國各界聯合會搬入“樹德裡104號”，也許是7月18日以后的事。在此之前，可能臨時借用過李書城寓所。而情報沒有那麼及時的法租界警方，便讓程子卿走錯了門。說李書城可能借寓所給全國各界聯合會，倒並不是隨意想象，因為兩者之間確實存在著一定的政治關系。

根據1921年8月1日租界工部局《警務日報》，可以發現當年租界警方正在密切監視一個相當活躍的社團——全國各界聯合會，它的總部就在法租界“望志路104號貝勒路口的樹德裡104號”。當時全國各界聯合會在政治上支持以孫中山為首的南方政府，反對北洋政府，而法租界當局為了支持北洋政府，於是就派遣程子卿去向全國各界聯合會傳達社團開會須提前48小時通知警方的命令。另外，7月2日的《警務日報》曾誤以為“樹德裡106號至108號”是全國各界聯合會的地址，因此程子卿也不能確定聯合會究竟是在樹德裡104號，還是在106號至108號。當他在樹德裡尋找聯合會地址時，聽到106號客廳有外國人說話的聲音，於是就闖了進去，在一大會場內東張西望。據一大代表陳潭秋回憶：“李漢俊到客堂去詢問他，他說是找各界聯合會王會長，找錯了房子，對不起，說畢揚長下樓而去。”這說明程子卿沒有說假話，確實是把望志路106號當作全國各界聯合會的地址，誤闖入會場。

有人認為法租界警方下達取締集會條例的命令，主要目的是針對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或中國共產黨的。但是朱華認為從資料來看，法租界警方當時的主要注意力一直集中在防范社團活動方面，這一舉措也是針對社團的。早在7月24日早晨，程子卿等法租界巡捕房偵探就前往貝勒路同益裡5號的留日學生救國團總部，以開會須在48小時前函報警方並獲批准為由，阻止該團體預定在當天上午舉行全體大會。由於當時法租界巡捕房中國偵探人數很少，總共才6人，為了更有效地壓制風起雲涌的群眾運動和社團活動，法租界當局在阻止留日學生救國團會議獲得成功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布這樣蠻橫的命令，應該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實際上，公共租界早在1920年4月就發布了幾乎完全一樣的命令。

因此，可以斷定法租界警方7月30日晚的行動沒有特定的針對性。正因為如此，當程子卿發現一大會場時，一時也沒有辦法，隻得回去找人來查拿。而這來回之間的時間，就成了一大代表們脫身的機會。

程子卿其人其事

據1926年進入法國巡捕房工作的薛耕莘說，他聽上司程子卿講起過1921年搜查李公館的情況。薛耕莘回憶說，那是20世紀30年代末的時候，程子卿跟他聊天，說1921年曾往李公館搜查。當時隻知道一個外國的“赤色分子”在那裡召集會議。首先進入李公館偵查的便是程子卿！薛耕莘說，程子卿是江蘇鎮江人，生於1885年，讀過三年私塾，后來在鎮江米店當學徒。在1900年前后，程子卿從鎮江到上海謀生，在十六鋪碼頭做搬運工。他在那裡結識了上海幫會頭子黃金榮等人，並與之結拜，人稱“程老三”，屬青幫的“悟”字輩人物。1905年，經黃金榮介紹，程子卿進入法國巡捕房當了巡捕。程子卿連法語都不會講，怎麼會進入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呢？原來，在米店裡不斷地拎米包，他練就了過人的臂力，這正是巡捕捕人時所需的“基本功”。程子卿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最初做巡捕，后來升為刑事科的政治組探長。這個政治組專門處理法租界的政治性事件，組長為法國人薩爾禮。隨著法租界政治性事件不斷增多，這個政治組后來擴大為政治部，程子卿擔任政治部主任。

薛耕莘有個習慣，凡重要的見聞，必定記錄於筆記本。他和程子卿當時的談話，亦被他記於本子上。新中國成立后，薛耕莘曾被捕入獄，筆記本被收繳。那個本子如今很可能仍在有關檔案部門保存。薛耕莘說，身為法租界的華人巡捕，程子卿跟他一樣，處於法國領事館、國民黨和共產黨三方勢力的夾縫中。程子卿在法租界有時也為共產黨、進步人士以及國民黨左派做一些有益的工作，引起了國民黨內右翼分子的不滿。1931年至1936年間，程子卿曾先后收到七次匿名警告信，最后兩次還附有子彈。程子卿曾在上海徐家匯路打浦橋附近遇刺未中。此后，程子卿上下班時，法租界巡捕房派員護送，前后達半年之久，直到抗戰爆發，才得以平安度過。

薛耕莘說，新中國成立后，程子卿意識到可能被捕，便求助於宋慶齡。因為程子卿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時，也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一些中共黨員被捕，經宋慶齡等向他“疏通”而獲釋。這樣，宋慶齡向有關部門作了說明，程子卿也就沒有被捕。1956年他病逝於上海建國中路家中。薛耕莘因為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多年，熟悉那裡的法文檔案，例如政治性案件歸在“S”類，捕人報告歸在“R”類。關於搜查中共一大會場的情況，他認為，可能會在法租界巡捕房當年的“S”或“R”類檔案中查到准確的原始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