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仲元
1982年9月，黨的十二大正式提出了干部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方針。1983年，機構改革按照這個四化要求，一大批知識分子走上了各級領導崗位。農牧學院的那位教授從中央黨校學習回來后，當選為自治區黨委常委，后擔任了自治區科委主任兼科協主席。
上世紀80年代初，我國開始向發達國家派遣留學生和訪問學者，內蒙古是行動較早的省區之一。公派留學生除地方渠道外，還有教育部這個渠道，我區都積極爭取。將軍認為這是學習國外先進技術、培養科技人才的一個重要渠道，將來或許還能成為選拔視野開闊、改革開放意識強的知識分子領導干部的來源。1980年10月，應日本友好團體邀請，自治區政府組成科教代表團出訪日本，與日本私立大學協會建立了友好關系，開辟了內蒙古向日本派遣留學生的地方渠道。代表團出訪歸來，將軍饒有興致地聽取了匯報，充分肯定了出訪成果。1981年底，內蒙古地方渠道首批赴美訪問學者一行8人啟程。1982年春，首批赴日訪問學者一行12人也啟程，其中包括內蒙古大學教師旭日干。他在學習期間與日本導師合作，成功培育出世界第一例“試管山羊”，成為新中國第一位在國外獲博士學位的蒙古族中青年知識分子。正如將軍所料，我區通過地方渠道和教育部的渠道派出去的留學生學成回國后，大都成為本系統的學術帶頭人，有的被提拔為領導干部。如旭日干博士回國后，不僅在本專業上做出了重大成就，還擔任了內蒙古大學校長，被選為中國科協副主席，中國工程院院士、副院長。在我們熟悉的人中，還有幾位學成回國后，逐漸成長為優秀的領導干部，分別在自治區經委、輕工廳、內蒙古科協、工學院、農牧學院、林學院等單位擔任了領導職務。
將軍尊重有學問的人，幫助他們解決工作和生活中的實際問題。那時候想找將軍談話的人很多，排著隊。如果是專家學者，將軍優先安排，有的還車接車送﹔知識分子習慣用書信方式反映情況，將軍盡量都給予回復﹔遇到有些蒙古族學者，為表達准確想用蒙語講，這時將軍就把我叫來當翻譯。內蒙古大學副校長陳杰教授，是著名的數學家，他為了把“文革”中耽誤的時間搶回來，瞄准了現代數學的最新發展前沿，潛心研究格論和模糊數學，可是繁瑣的行政事務和科研之間產生了矛盾，給將軍打電話，想辭去副校長職務。將軍派我把陳教授接過來，一方面推心置腹地和他談心，肯定他為緊跟世界先進水平做出的努力，一方面和內大領導聯系，適當減輕他的行政事務性工作。內蒙古農牧學院張榮臻教授是全國政協委員，年紀大了，不適應內蒙古冬天寒冷的氣候，在1981年全國“兩會”期間求將軍幫忙，在江蘇蘇州老家解決一套住房，這樣他可以冬天去南方，天氣轉暖后仍回農牧學院帶研究生。將軍覺得張教授的陳述有道理，“兩會”期間的一天晚上，親自到京豐賓館江蘇代表團駐地找江蘇省長幫忙。一件當時看似不可能的事情，經將軍親自登門求助，竟然辦成了。
廷懋將軍原是山東大學物理系學生，因投身“一二九”運動，被國民黨當局逮捕，開除學籍。出獄后經組織派遣，到了北平，入張學良辦的東北大學繼續學習，並當選為學生會主席，加入平津流亡同學會和北平學生救國聯合會執委會，參加抗日救國活動，“盧溝橋事變”后投筆從戎，上太行山抗擊日寇。將軍在山東大學學習期間，我國兩彈元勛王淦昌先生曾是他的老師。關於他們師生之間的關系，將軍的夫人曾向我提起過。“文革”結束后師生二人在天安門重逢，共同回憶起當年在山東大學的歲月，感慨萬千：王淦昌先生說那時候我沒聽你們的話，要不然從那時候起我就是紅色科學家了﹔將軍說那時候我沒聽您的話，要不然我現在也是科技工作者了。
正是由於這些經歷，將軍和知識分子在思想情感上有一種天然的親近感。他在自治區黨委分管組織、干部工作期間，正確貫徹執行黨的知識分子政策，深受廣大知識分子干部的尊敬和愛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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