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因學養、興味及信仰不同，選擇了各自不同的發展路徑和人生道路。其功過是非，成敗得失，褒貶自在春秋。胡適在百年中國的定位，首先是一位學人。他一生謹守為自由民主奮斗的底線，為拓展言論自由空間，殫精竭慮，恪盡知識分子的良知與責任。
五四運動時，他與陳獨秀等創辦《新青年》雜志，推行新文學，提倡白話文，打破了幾千年的封建傳統，聯手開辟了一個新時代。從此，中國人不再迷信孔夫子，不再以孔子定是非。
1927年大革命后，國民黨以孫中山繼承人自居，從那裡尋找執政的合法性，以孫中山的是非定是非，大力推行“軍政、訓政、憲政”政治架構。這個時期，胡適以《新月》為陣地，先后寫出《人權與約法》《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等文章，秉持自由理念，痛陳時弊，尖銳指出：“我們所要建立的是批評國民黨的自由和批評孫中山的自由。上帝我們尚且可以批評，何況國民黨與孫中山！”
五四運動以后，胡適和陳獨秀這對安徽老鄉，因政治理念不同而各奔“左右”，分道揚鑣，成為那個時代知識分子大分化的標志性事件。當時，胡適雖然不認同馬克思主義，但他充分尊重支持陳獨秀和李大釗的選擇。胡適在給陳獨秀的信中寫道：“我也知道你們主張一階級專制的人已不信仰自由這個詞了。我也知道我今天向你討論自由，也許為你們所笑。但我要你知道，這一點在我算一個根本的信仰。我們兩個老朋友，政治主張上盡管不同，事業上盡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為老朋友，正因為你我腦子背后多少總還同有一點容忍異己的態度，至少我可以說，我的根本信仰是承認別人有嘗試的自由，如果連一點最低限度的相同點都掃除了，我們不但不能做朋友，簡直要做仇敵了。”事實証明，胡與陳從未做仇敵，他們保持了終身友誼。1927年蔣介石清黨，陳獨秀長子陳延年被鋪，胡馬上托關系求人搭救。1932年陳獨秀被國民黨逮捕，胡聯合知識分子制造輿論，主張從輕發落，並接濟陳服刑期間的生活費用。1942年陳獨秀去世，陳晚年的遺稿由胡整理編輯。共產黨創始人之一李大釗慘遭殺害，胡為李的遺孀向北大校方爭取增加撫恤金。他的著作《胡適文存》出版，在第三冊扉頁題辭——紀念四位最近失掉的朋友：李大釗先生、王國維先生、梁啟超先生、單不庵先生。他還帶頭捐款，為李大釗在北平購置墓地安葬。1934年劉半農去世，胡適挽聯曰：“守常慘死，獨秀幽囚，新青年舊友，而今又弱一個”。
上世紀50年代末，胡適為了利用中央研究院藏書寫完《白話文學史》和《中國哲學史大綱》，答應就任台灣中央研究院院長。蔣介石到會祝賀並演講，贊揚胡“個人之高尚品德”，號召“發揚‘明禮義、知廉恥’之道德力量”。胡當面反駁蔣這一提法。他說：“總統夸獎我的話是錯誤的。我們的任務，還不只是講公德、私德，恢復中國固有文化。我個人認為，我們學術界和中央研究院應做的工作，還是在學術上。我們要提倡科學，提倡民主。”當時蔣怫然變色，視此事為奇恥大辱。當晚在日記中稱胡“狂妄荒謬”。而胡認為“諍友”應有說話的自由。
1960年，胡適曾當過發行人的刊物《自由中國》籌建反對黨“中國民主黨”，犯了蔣介石禁忌，刊物主持人雷震遭到逮捕。胡適見蔣，當面為雷震鳴冤，並堅決反對逮捕雷震。據蔣日記記載，蔣介石被胡適氣得兩天晚上吃安眠藥睡不著覺。
1962年2月24日，台灣中央研究院在蔡元培紀念館舉行院士會議。胡適帶病參加並主持選出新一屆院士。在下午酒會上，有人發言提及去年胡適的一篇演講遭到各方“圍剿”舊事。胡適對此講道：“我去年說了二十五分鐘的話，引起了圍剿，那是小事體。我挨了四十年的罵，從來不生氣，並且歡迎之至，因為這是代表了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酒會行將結束，胡適心臟病猝發，倒在講台上。台灣中央研究院治喪委員會在胡適墓前立石銘刻：“這個為學術和文化的進步，為思想和言論的自由，為民族的尊榮，為人類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勞神以致身死的人，現在這裡安息了！我們相信，形骸終要化滅，陵谷也要變易，但現在墓中這位哲人所給予世界的光明，將永遠存在。”（李秀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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