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波
二
瞿秋白這時還沒有形成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人生觀，只是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對於政治上的各種主義，都不過略略‘涉獵’求得一些現代常識，並沒有興趣去詳細研究”。但歷史注定瞿秋白將成為一個思想家。他在哈爾濱的五十多天裡，以思想家的目光觀察著這座新興的城市。
瞿秋白認為日本經濟將壟斷中國市場。在哈爾濱開埠之初，中國和俄國的商業分別在兩個區：中國商人在道外區，俄國商人在道裡區。第一次世界大戰后，俄國的商業日漸凋零，也逐步轉向道外。日本人則鋒芒勁顯，借機大肆吞並俄商的店鋪，到1920年時道裡的市面被日本人佔去了一半。俄國的盧布貶值，日本的金票驟起，取代了哈爾濱商場一向流通的俄國盧布。哈爾濱的市場由於受俄國戰爭的影響，斷了與俄國通商的關系之后，中國貨出不去，俄國貨進不來。中國南方的物資由於日本控制著南滿鐵路的緣故，運費高昂，成本提高，導致整個市場物資匱乏。“日本人商界實業界努力博取哈爾濱的經濟勢力”，狡猾的日本商人，借助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擴張政策，大量從日本東京往哈爾濱販運日貨，飯館裡吃的大米都是從日本東京運來的，商場裡百貨也是日本產的，“於是日貨就充滿了哈爾濱了”。
瞿秋白目睹這一經濟現象，感到並發出了這樣的警示：“如若中國不趕緊和遠東恢復通商，結一經濟同盟，其勢決敵不過日本帝國主義。”
瞿秋白認為日本帝國主義是中國及遠東地區的危險。他寫道：“我們從奉天到哈爾濱沿途觸目驚心，都是日本人侵略政策的痕跡。”其實他對哈爾濱的思考開始在未到哈爾濱的時候，他在火車上和那位警察的交談時，就使他認識了日本是怎樣的了。“其時中東鐵路警察，總算是換了中國人﹔日本護路警察卻還強和中國警察同駐路旁，雙方不時起些小沖突，好不麻煩。”他是否在心中給日本這個民族畫了一個巨大的問號？其時中東鐵路的歸屬權問題正在討論之中，蘇俄政府屢次聲明要歸還中國，可是日本人卻想乘機取得中東鐵路。日本在中國和遠東地區扮演一個強暴的“憲兵”的角色，他們連年侵略西伯利亞，和俄國的謝苗諾夫匪幫相勾結，干涉新生的蘇維埃政權的內政，擾亂中國的社會生活。
瞿秋白透過這些現象，深刻地看到日本帝國主義虎視眈眈覬覦並想吞並滿蒙、西伯利亞的狼子野心。他說：“日本人若得中東路，哈爾濱就快變為日本的殖民地了。”
瞿秋白認為哈爾濱是俄國革命和反革命兩種勢力在國外的聚集地。俄國十月革命后，大批的資本家、地主、廠主、沙俄時代的將軍、白衛軍官、大小官吏等紛紛流亡到哈爾濱。他們過著在政治上亡命、物質上卻仍是紙醉金迷的生活。而在1905年哈爾濱就已出現了俄國社會民主黨和社會革命黨組織，1907年中俄工人就在哈爾濱紀念了“五一”國際勞動節，在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之前馬列主義在哈爾濱已經得到傳播。1917年，列寧曾以蘇俄工農政府蘇維埃名義電令哈爾濱工兵蘇維埃奪取中東鐵路附屬地的權力﹔哈爾濱俄國工兵蘇維埃組織在社會民主黨（布）的領導下，以其思想、言論和行動直接地影響了哈爾濱工人和市民。瞿秋白也正是在這裡“先得共產黨一點空氣”，第一次聽到了“雄壯的很”的《國際歌》聲。
瞿秋白觀察到俄國新黨（布爾什維克）在哈爾濱的活動，特別是看到“勞動階級一方面，組織運動卻有一步一步興旺起來的趨勢，和赤塔新黨暗中互通消息”的情況后，他雖然覺得住的寓所齷齪污穢，“似乎生活很不適意”，但他還是看到“眼前橫著一種希望”，他認為中國要想富強，“就是行‘新式的’無產階級化”。
瞿秋白認為哈爾濱是一座俄國化的城市。哈爾濱自修筑中東鐵路以來，俄國人就大量涌入，從事商務、開辦工廠，在政治、經濟、宗教、習俗、文化、人口等方面構成了獨特的風貌。經濟上好的中國人過上了半俄國化的奢華生活，甚至娶俄國女人做妻子。道裡、秦家崗（南崗——筆者注）的街道都有俄文名字。一次，瞿秋白在路邊喚醒一位正在睡覺的馬車夫，讓他撥馬送自己回下榻的寓所，不想這位馬車夫竟不知這個中國名字的街道，在走了不少的冤枉路后終於按俄語街名找到了福順棧時，竟說：“唔，原來是這個地方，為何不早說清楚！”瞿秋白在心裡說：你在中國的地面上趕車卻不知道中國街道的名字，真是怪事情！
瞿秋白在觀察中發現哈爾濱的文化發展還比較落后。學校不多且規模很小，報館更是寥寥無幾，其中隻有《國際協報》是比較好的，其主筆張復生說：“哈爾濱總共識字的人就不多。”在書店裡買不到一部整本的《庄子》，新書新刊也是少到極點了。不僅哈爾濱文化如此，“滿洲三省文化程度幾等於零”。（據史料考証當時的哈爾濱的文化已有一定的發展，瞿秋白因為在哈爾濱的時間比較短，並活動在以俄國文化佔主流的道裡，對哈爾濱的文化特別是中國文化沒有進行全面的了解和考察，所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當然，當時哈爾濱的文化與北京、上海等大都市比較確實還是落后的。）
文化的落后制約經濟的發展，導致民眾的貧窮。瞿秋白看到中國大部分的勞動者目不識丁，過的是純粹北方式的貧窮生活，許多人隻好拉洋車出苦力，以極低的經濟收入養家糊口。他們住在“道外這種遠僻街巷，沿鬆花江邊，幾間土屋圍著洋鐵皮木板亂七八糟釘成的短牆，養著幾隻豬”。而這座新興城市的產業工人、無產階級隊伍的形成，始於俄國人在1898年建設的中東鐵路臨時總工廠（后來的哈爾濱鐵路車輛廠——筆者注）。他們集中住在道裡臨江的“三十六棚”一帶，受著俄國資本家的剝削和壓迫，過著貧苦窮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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