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仲勛與兩位藏族領袖的深厚情誼  

1950年1月，甘肅省人民政府成立，黃正清當選為省政府委員，不久又擔任農業廳副廳長，分管畜牧工作。3月，黃正清奉命到西安參加西北軍政委員會會議。會前，習仲勛特地囑咐他：“你現在是西北軍政委員會委員了，又是西北藏族地區的民族領袖，在會上要把民族地區的情況談一下，我們共同把民族地區的工作做好。”

在這次會議上，黃正清提出兩個問題：一是由於剛解放，牧區比較落后，人民群眾習慣使用銀元寶和銀圓，不相信紙幣，如果馬上發行紙幣，恐怕行不通﹔二是牧民為了防野獸防盜竊，家家都購置槍支，有的一杆槍是用三四百銀圓買的，槍就是他們的生命。如果現在宣布收槍，會引起牧民群眾的緊張和不滿，這樣不利於穩定局面。黃正清提這兩個問題時，不少人都為他捏了一把汗，認為這些話是不能講的。沒想到彭德懷和習仲勛聽了非常高興，認為這些情況很重要，當即指示軍政委員會立即通知銀行，在牧區仍暫時流通硬幣，並不立刻收繳槍支。

1951年12月19日，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從西寧啟程回西藏，黃正清陪同習仲勛前往送行。在青海塔爾寺，習仲勛問農牧民群眾：“你們願意不願意土地改革？”群眾異口同聲地回答：“我們不願意。”

一位年長者說：“領導同志，塔爾寺周圍幾千藏族同胞把生產收獲的麥草供寺院燒鍋做飯，藏族群眾把供奉寺院麥草看成是他們神聖的義務。土改后，地分到每家每戶了，寺院就沒辦法解決燒火做飯的問題，所以請求不要土改。”

習仲勛問黃正清：“是這樣嗎？”

黃正清回答：“這裡的寺院都是這樣，吃飯靠周圍群眾提供燃料。由於宗教影響，凡是寺院的事，群眾都看得很神聖，盡職盡責，歷代如此。”

回去以后，習仲勛給中央寫了報告。黨中央經過研究，採納了習仲勛提出的“凡是寺院轄區的農牧民暫不施行土地改革”的建議。廣大僧眾聽到這個消息后非常感激，青海省的黨政領導和人民群眾也非常滿意。

1953年春，黃正清作為剿總副司令員參加清剿馬良股匪的工作。馬良曾任國民黨時期的臨夏縣參議長，新中國成立后，他糾集國民黨殘部和流氓慣匪，在甘、川、青邊界藏族聚居地帶繼續與人民為敵。黃正清從西安出發前，習仲勛送給他一支小手槍，要他帶上好護身。習仲勛勉勵黃正清說：“這次去要大膽工作，發揮你的影響和作用。我們共事幾年了，都十分了解你，也相信你，有事可以隨時打招呼，不管外邊說什麼，你都不要有顧慮。現在台灣到處找你，給你空投任命狀，還有一枚關防卡、一部電台。到甘南后，如果有人給你送來，你不要怕，收下后向上反映就行了。”

黃正清接過槍，聽到這些話，激動得流下熱淚，因為他真正感覺到了黨對他的關心和信任。

到甘南后，黃正清征得總指揮部的同意，借拉卜楞寺在甘、川、青邊界藏族聚居區的宗教影響，把四川若爾蓋、阿壩地區以及甘南和青海南部地區的部落頭人及各方面的代表請到夏河拉卜楞寺，把西北軍政委員會送來的禮品和毛澤東像分送給大家。他對大家說：“全國解放后，共產黨領導各族人民建設新中國。但是，馬良土匪繼續與人民為敵，那是死路一條，大家千萬不要上當受騙，接受馬良錢物和槍支彈藥的當然不對，勾結入伙的更是錯上加錯。我們請大家來，就是要講清楚現在要與馬匪脫離關系，寺院和部落帳房不准馬匪的人進入，徹底劃清界限，回到解放軍和人民政府一邊，不管是寺院、部落頭人還是群眾，我們都不予追究。”

黃正清講完后，大家一致表示擁護黨的決策。在爭取了群眾切斷馬良股匪與寺院、部落的聯系后，馬良股匪很快被解放軍擊潰，剿匪獲得勝利。習仲勛得知消息后，發去賀電加以贊揚。

“文革”中，黃正清受到了批判，而習仲勛也早被劃到“黑線”上，因此兩人有10多年沒有聯系。1978年，黃正清出席全國政協會議，在北京友誼賓館見到習仲勛。劫后重生的兩人難以控制自己的感情，竟相擁而泣。習仲勛堅定地對黃正清說：“我們應當向前看，要高興才是啊！”

此后的時間裡，黃正清和習仲勛經常通電話、書信，來往更加密切。黃正清常匯報甘肅的工作情況和甘南藏族地區的發展變化。習仲勛也特別關心西北民族地區的安定團結和經濟發展，他每次都囑咐黃正清要保重身體，鼓勵他為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1991年10月，黃正清應習仲勛的邀請，到廣東看望習仲勛。久別重逢，黃正清又是高興得怎麼也控制不住感情，再次流下熱淚。還是習仲勛先克制住情緒說：“我們應當高興啊！我們要高興！”兩位老人激動見面的動人場面，使在場的人無不為之動容。習仲勛緊緊拉住黃正清的手來到一樓會客大廳，談起了革命舊情。隨后，他又給黃正清介紹特區的發展變化和開發前景，黃正清則向習仲勛匯報民族地區的新變化，倆人越談越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