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艷
降邊嘉措回憶說：“從昌都到拉薩，部隊走了56天。越往西走海拔越高，困難越大。從昌都到拉薩約1150公裡，我們橫穿藏東北草原，翻過連綿橫亙、終年積雪的19座大雪山、幾十個山崗和丘陵，渡過幾條大河。這期間，我們幾乎沒有睡過一次安穩覺、沒有吃過一頓飽飯。當時有人統計，全軍幾萬名干部、戰士，竟沒有一個胖子，被稱為‘群體輕量級’。”
從昌都出發前，軍部和文工團都一分為二，主力作為第一梯隊先行，輜重和體弱的同志組成第二梯隊，另外還有牦牛運輸隊。降邊嘉措被分配在第一梯隊。過了怒江，進入藏北草原，那裡基本上是冰天雪地的無人區。
降邊嘉措說：“當時部隊的給養都是自己攜帶，部隊買了很多騾馬，組織了自己的馱運隊。可是剛過怒江，騾馬就死了一大半。一路上，到處都可以看到倒斃的騾馬，令人心疼。畜力不足，就隻有靠人力，當時每個戰士的背包、武器彈藥、糧食加起來有三四十公斤，個別身體好的背得更多。機關和文工團的女同志和小同志也要背10多公斤。部隊抽調出來一些人到附近牧場去買酥油、糌粑、奶食品和牛羊肉，我也被抽去。我們白天和大部隊一起出發，抄小路找牧民、帳篷，晚上再趕到宿營地，比其他同志要多走許多路。我們非常辛苦，收獲卻不大，沿途竟沒有一個居民點，隻有零星的帳篷，住的是遠山的放牧人，他們自己就很窮，我們隻能買到很少一點兒食品。”
進入藏族聚居區前，十八軍成立了政策研究室，主要研究藏族地區的風俗習慣，並向戰士們講解，要求大家理解和尊重藏族同胞的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當進入幾乎全民信仰藏傳佛教的藏族聚居區后，盡管部隊一路上補給非常缺乏，但指戰員們堅決不打飛禽走獸，也不抓河裡的魚，對藏族群眾秋毫不犯。遇到佛塔、瑪尼堆，指戰員們都會尊重藏族同胞的宗教信仰，順時針左轉。大部隊為了不擾民，不會住在藏族群眾家裡，也不會住在佛寺裡，都是在野外搭帳篷。軍長張國華要求戰士們給藏族群眾當“長工”，一路上幫助他們干農活、修房屋，讓他們與群眾在勞動中相互了解。如果難免在群眾家中借宿，部隊開展了一項“滿缸運動”，即幫群眾挑水，保証群眾家的水缸是滿的。
十八軍一路還免費為藏族同胞治病，深受群眾歡迎。過去，藏族同胞看病很難。窮人生病大多耗著，沒錢買藥，也請不來醫生，有時會請喇嘛念經。部隊衛生隊免費治病的消息傳開后，藏族同胞就絡繹不絕地上門求醫。衛生員的戰士還編了句順口溜：“頭疼發燒，阿司匹林三包，歡迎藏胞來找。”自從踏上進藏之路，十八軍官兵就以人民軍隊特有的熱忱和紀律，逐漸消除了當地藏族群眾心中的疑慮。而十八軍進藏后表現出的友好和對藏族同胞的關心，使他們認為共產黨領導的解放軍是不同於以往的“新漢人”。
牦牛運輸隊裡很大一部分是藏族土司家的長工，他們能適應高原氣候，又很會趕牦牛，成為了運輸隊的主力。運輸隊一路上需要翻越海拔5000多米的高山，有時還需要在高山上過夜，條件相當艱苦。十八軍當時付給這些藏族同胞雙倍的工錢——他們以前為土司干活是不可能有工錢的。他們很感激，干活特別認真賣力。高山上十分濕冷，有一個叫其梅白珍的“娃子”，為了不讓那些用麻布口袋裝的大米受潮，就脫下自己的藏袍裹住好幾袋大米。當戰士們勸她不要這樣做時，她跑去緊貼著牦牛說“可以這樣取暖”，就那樣過了一晚。降邊嘉措說：“其梅白珍的事跡后來被很多人知曉，據說1954年她還被送到西南民族大學的預科班學習。”
降邊嘉措告訴記者，運輸隊裡還有個特殊的編制，叫“藏文干事”，其實就是會一些漢語的藏族翻譯。他們是漢族戰士與藏族“長工”間的“橋梁”，大家在互幫互助中走過艱難的路程，成為了好朋友。
當運輸隊要通過怒江時，江水凜冽刺骨。要在河水中把不屬於同一家的馬匹、牦牛趕過河，隻有有經驗的藏族人才行。藏族同胞想出了主意：給馬匹灌熱乎的濃茶，這樣它們會感覺興奮和暖和，容易快速渡河。操作好以后，運輸隊的藏族同胞二話不說，騎在馬背上就趟水過河。當戰士們想辦法給他們取暖並感謝他們時，藏族同胞憨厚地說：“忍一下就省得你們過河又重新租馬了嘛。”張國華軍長曾經說：“離開藏民的支援，我們進駐拉薩是不能想像的。”戰士們也都說：“淮海戰役的勝利是山東人民用小車推出來的，進軍西藏的勝利是藏族人民用牦牛馱出來的。”
1951年10月24日，第十四世達賴喇嘛致電毛澤東，表示擁護中國共產黨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領導，擁護《十七條協議》。就在這一天，降邊嘉措所在的部隊走到拉薩河畔，看到了聳立在群山之上的布達拉宮。10月26日，解放軍舉行隆重的入城式，降邊嘉措當時走在了腰鼓隊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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