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伶
自救救人 安殘所裡的“共黨戶”
兩年多監獄生活的摧殘，加上傷口化膿缺乏治療，謝良等人的生命岌岌可危。他們在獄中開展絕食斗爭，還當面責問反動當局：“我們打鬼子負傷，你為什麼把我們抓起來？難道抗日有罪？”
盛世才怕這些打鬼子有功的老紅軍死在監獄裡不好向國人交代，便於1944年春節后將他們及其家屬小孩從監獄裡放了出來。同時釋放的還有從蘇聯歸來的我黨農民運動的先驅蘇兆征烈士的遺孀王瑤友和東北抗聯女戰士曉雲等，加起來共有17人。
迪化監獄用卡車將他們強行拉到迪化西郊的“迪化貧民安殘所”裡安了“家”。這裡的環境比監獄還惡劣：每天兩頓飯，每頓一碗水、兩個窩頭。不分男女，上百人擠在一座充滿爛草味、汗臭味的大屋裡。到處是虱子、跳蚤，傳染病盛行，幾乎每天都有死人從這裡被拖出去。
因為這些傷殘紅軍打鬼子有功，安殘所工作人員萌動了“惻隱之心”，答應謝良等人的請求，將這17名婦、老、殘、病、幼，按性別安置在毗連的兩間平房裡，還特地為他們立了個門牌：“共黨戶”。
為了自救救人，大家都把各自稍微值錢的衣物捐出來變賣，湊成做小生意資本。於是，5位傷殘軍人便在迪化西大橋上擺起了香煙攤，來來回回地叫賣。這是怎樣一幅場景啊：失去雙腿的羅雲章背著一箱紙煙，雙目失明的謝江廷發揮雙腿俱全的優勢，背著羅雲章，一個指路，一個邁步，走在最前邊。其余3人各掖一根拐棍朝前挪動。
賺來了錢怎麼花？除了改善“共黨戶”的伙食，他們買了400多斤熟肉和上千斤炒面，雇了兩輛牛車，把心意送進了牢房。
就這樣，監獄裡的同志一次又一次地接到傷殘紅軍的慰問品。獄中黨的負責人馬明方（后任中共中央東北局第三書記）代表全體同志回信致謝：“你們照顧好自己就很不容易，還為大家盡了這麼大的力，我代表獄中同志謝謝你們。不要再送東西來了，這裡再苦也能熬下去，最要緊的是加緊向家裡聯系……”
智報困厄 斷線的風箏接上了頭
按照獄中黨組織的指示，謝良將聯絡迪化地下黨的任務交給了腿部負傷的胡子明的愛人趙建華。趙建華則以帶女兒獄燕進城“看病”為由，在省立第一醫院裡與中共外圍組織“新疆共產主義者同盟”成員、迪化女中的張玉貞(后改名張瑋，新中國成立后任中國評劇院副院長)接上了頭。張玉貞說：“國共兩黨正在重慶會談，周恩來副主席為營救你們，等著你們的消息，特別是牢裡人的名單。趕快寫出來，明天中午，到西大橋東頭的趣興酒店等我！”
當天晚上，“共黨戶”召開秘密會議，發動大家列名單。孩子們記性好，爭相說出了毛遠新哥哥、劉思齊姐姐等20多名兒童名單。至於成年人的名字，大伙兒想來想去，總是湊不齊。謝良等人突然想起，前兩次朝牢裡送慰問品時，都留有兩人一份的收條，根據這些收條，外加大家的回憶和補充，終於列出了較為齊全的獄中人員名單。
接下來便是給黨中央寫信了。他們像闊別多年的游子，忍著千辛萬苦在給慈母寫信。風霜雨雪，歲月蹉跎﹔陷阱陰謀，苦海翻舟﹔忠奸智愚，魚目混珠，一一寫來：
黨中央、毛主席：
我們是赴蘇治病而被卡在迪化的5名殘廢軍人。冤獄4年，陳潭秋、毛澤民、林基路慘遭殺害﹔喬國楨、關茂林獄中病故﹔徐夢秋、潘同、劉希平等15人叛變，其余100多名好同志仍關在第二、第四監獄始終堅持斗爭，爭取回延安。
名單附后。
謝 良、謝江廷、羅雲章、胡子明、羅祖元
1944年5月
接到信和名單的張玉貞飛赴蘭州，將其交給了時任“新疆共產主義者同盟”負責人趙普琳同志（后為電影《寂靜的山林》《斬斷魔爪》的編劇趙明）。趙普琳又前往重慶，在臧克家和茅盾的幫助下，來到重慶上清寺路曾家岩10號院內，把信交給了當時的中共四川省委秘書長魏傳統(新中國成立后任解放軍藝術學院院長、少將軍銜)。事關重大，魏傳統沒敢耽擱，立刻將信交給了四川省委書記吳玉章和副書記王維舟。他倆立刻報告了周恩來。
周副主席接信后，專程飛回延安，到中央組織部調查情況。摸清情況后，周恩來在國共會談中直接與蔣介石交涉，指出其“釋放政治犯不徹底，光迪化監獄就有一二百名政治犯至今在押。”這時，西北五省行轅主任張治中將軍亦向蔣進言，蔣才勉強同意放人。
囚籠終於打開了，約200名“政治犯”獲得了人身自由。131名受難者分乘10輛美式帶篷卡車，歸心似箭地回到延安，受到了黨中央和毛主席的熱烈歡迎和親切接見。
新中國成立后，親歷者們談起煉獄往事，特別感激5位傷殘紅軍的幫助，紛紛向他們索要照片，以示紀念。為滿足難友們的願望，1960年秋，謝良、謝江廷、羅雲章、胡子明、羅祖元相聚北京，合影留念。照相館的同志還特地在底片上寫下了“五顆紅心”4個字。發自迪化的那封報告困厄的求助信和獄中人員名單，至今還在中央組織部檔案中保存著。
(本文作者為第二炮兵政治部創作室原主任、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題圖：作者提供 方 漢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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