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老一代革命家奮起“二月抗爭”  

1966年11月13日和29日，中央軍委副主席陳毅、葉劍英、徐向前等，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的軍隊院校和文體單位來京人員大會上，批評“文化大革命”開始以來的種種極端做法。他們說：這樣打擊面太寬、太大。發展下去非常令人擔心。人民解放軍不能亂，一定要有秩序。不久，陳毅、葉劍英等人的講話即被江青等人指責為“鎮壓群眾”，加以批判。

1967年1月19日和20日，中央軍委在北京京西賓館召開軍委擴大會議。與會的中央軍委副主席聶榮臻、徐向前等中央軍委負責同志，同江青集團提出的要在軍隊搞大民主、妄圖搞亂軍隊的陰謀，進行了堅決的斗爭。葉劍英拍案痛斥“文化大革命”中出現的任意揪斗軍隊高級干部的行為，盛怒之下，把右手掌骨震裂。史稱“大鬧京西賓館”。

1967年2月11日和16日，由周恩來主持，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中央政治局碰頭會。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富春，中央政治局委員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中央領導同志，對“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亂局面怒不可遏，終於拍案而起，面折廷爭，圍繞著“文化大革命”要不要黨的領導，應不應將老干部統統打倒，要不要穩定軍隊等重大原則問題，與陳伯達、康生、張春橋等展開針鋒相對的斗爭，當面怒斥陳伯達、康生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種種倒行逆施，成為轟動一時的“大鬧懷仁堂事件”。

在2月11日下午的中央政治局碰頭會上，中央軍委副主席葉劍英站起來拍著桌子，氣憤地責問康生、陳伯達、張春橋等人，說：“你們把黨搞亂了，把政府搞亂了，把工廠、農村搞亂了，你們還嫌不夠，還一定要把軍隊搞亂。這樣搞，你們想干什麼？”

中央軍委副主席徐向前激憤地拍著桌子說：“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支柱，你們這樣把軍隊亂下去，還要不要支柱？難道我們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這類人來指揮軍隊嗎？”

葉劍英還質問他們：“上海奪權，改名為上海公社，這樣大的問題，涉及國家體制，不經政治局討論，就擅自改變名稱，又是想干什麼？”他嘲諷陳伯達說：“我們不看書，不看報，也不懂什麼是巴黎公社的原則。請你解釋一下，什麼是巴黎公社的原則？革命，能沒有黨的領導嗎？能不要軍隊嗎？”會后，陳毅對葉劍英說：“劍公，你真勇敢！”

中央軍委副主席聶榮臻說：你們把干部子弟和許多青少年說成是“聯動”(即“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成員，反動保守分子，進行打擊迫害，縱容另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人批斗他們，有的還關押起來，這種“不教而誅”的做法是極其錯誤的！你們不能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連家屬。殘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這就是不安好心！

2月16日下午，繼續舉行中央政治局碰頭會。在這次會上，斗爭更加激烈，即所謂“大鬧懷仁堂”。散會后，張春橋、姚文元立即向江青匯報，並於當晚整理出《2月16日懷仁堂會議》的記錄，由江青安排，向毛澤東作了匯報：

“當譚震林同志提出要張春橋同志保陳丕顯，張說，我們回去同群眾商量一下，譚震林同志打斷了話，大發雷霆，說：

‘什麼群眾，老是群眾、群眾，還有黨的領導哩！不要黨的領導，一天到晚，老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這是什麼東西？這是形而上學！’

‘你們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們把老干部，一個一個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老干部一個一個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

‘蒯大富，是什麼東西？就是個反革命！搞了個百丑圖，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統統打倒。’

‘這一次，是黨的歷史上斗爭最殘酷的一次。超過歷史上任何一次。’

‘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就是當著我的面講的！（謝富治同志插話說：江青同志和小組同志多次保譚震林同志，從來沒有說過什麼‘反革命’）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為黨工作，不是為她一個人工作！’

譚震林站起來，拿文件，穿衣服便走，要退出會場，說：

‘讓你們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

‘砍腦袋，坐監牢，開除黨籍，也要斗爭到底！’

陳毅同志說：‘不要走，要跟他們斗爭！’

接著他又說：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們搞修正主義。

在延安，……挨整的是我們這些人。總理不是挨整嗎？歷史不是証明了到底誰是反對毛主席嗎！？以后還要看，還會証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