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仲勛傳》下卷，是習仲勛系列叢書之一。這套叢書是1992年4月經中共中央辦公廳批准立項，由中共陝西省委牽頭，協同甘肅、寧夏、青海、新疆、廣東等省（區）和中共中央統戰部、中央檔案局（館）等部門共同承擔的一項重要工作，包括《習仲勛文選》、《習仲勛革命生涯》和《習仲勛傳》。其中，《習仲勛文選》於1995年12月出版，《習仲勛革命生涯》於2002年4月出版，《習仲勛傳》上卷於2008年4月出版。
《習仲勛傳》下卷編寫組由王雙梅、王改民、盧荻、李方、辛拴明、姚文琦、賈巨川、柴雲、梁月蘭（以姓氏筆畫為序）組成。編寫工作歷經5年，十易其稿，中共陝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組織人員先后查找資料3000余卷，復印900余萬字，摘抄卡片5萬多字，走訪300余人次。在紀念習仲勛誕辰100周年之際，該書於2013年8月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共20章77節49萬字、57幀照片，真實記錄和反映了習仲勛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奮斗的革命歷程以及建立的歷史功勛。全書內容可以概括為6個部分，每個部分各有亮點。
亮點之一：反映了習仲勛從“年輕有為”到“爐火純青”的奮斗歷程
新中國成立后的頭3年，習仲勛主政西北地區。他和西北局、西北軍政委員會領導西北各族人民醫治戰爭創傷，建立和鞏固西北地區各級人民民主政權，開展剿匪反霸、鎮壓反革命、土地改革、“三反”“五反”運動，進行各項民主改革，努力完成民主革命遺留任務﹔加強西北地區黨的建設，全力提高干部隊伍素質，改進干部作風，在西北地區黨內形成了做好群眾工作的良好氛圍。《群眾日報》報道了習仲勛在西北20多年同人民在一起的奮斗經歷，記述了他“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時時刻刻和群眾緊密聯系，習慣地關心群眾，熟悉群眾，和群眾如魚離不了水一樣”的生動事跡。他高度重視統一戰線工作，和愛國民主人士肝膽相照、以誠相見，同宗教領袖、上層人士廣交朋友，得到黨內外人士的高度贊譽，為促進民族團結、維護西北穩定、和平解放西藏發揮了重要作用。民主人士鄧寶珊同毛澤東談到習仲勛時說：“這個同志氣度大，能團結人，可以挑重擔。”面對西北地區經濟極端落后的實際，習仲勛致力於西北地區的經濟建設，發展生產，平抑物價，實現了西北地區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在恢復和發展西北國民經濟的過程中，他注重抓好農業生產、畜牧業發展、植樹造林、鐵路建設等基礎性工作，改善了西北人民生產生活條件，為西北地區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奠定了基礎。習仲勛的艱辛努力，使西北地區的經濟社會面貌在短短3年內發生了深刻變化。他從戰爭年代“年輕有為”的領導者，成長為“爐火純青”的主持西北大區全面工作的高級領導人，實現了“當好西北人民的忠誠勤務員”和“人民的長工”的庄嚴承諾。
亮點之二：突出了習仲勛“國務院大管家”的作用以及在糾“左”中敢於反映實情的膽略和氣魄
1952年底，習仲勛奉調中央工作，此后10年間，先后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兼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政務院秘書長、國務院秘書長、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在政務院和國務院工作期間，習仲勛主要協助周恩來總理處理日常事務，並且獨立完成周恩來交辦的關系國計民生的重大事項，參與了國家大政方針的研究和制定，以及重要的國務活動和外交活動，制定了一系列規范國家機關活動的規章制度，為加強國家機關建設做了大量細致的工作。他與周恩來朝夕相處，是周恩來的得力助手，被譽為“國務院的大管家”。他十分重視人民來信來訪，認為這是黨和國家領導人傾聽群眾呼聲、密切聯系群眾的一條重要渠道。他要求秘書起草材料，將西北地區群眾來信來訪中反映農村工作中的矛盾和問題上報中央，把人民群眾反映的真實事例和真實語言寫進去，“把真實情況報告毛澤東”。群眾來信反映，有的農民因沒錢完成儲蓄任務跪在干部面前苦苦哀求，個別地方甚至還發生無力購買國債而投井自殺的事件。習仲勛看后拍案而起，氣憤地說，我們共產黨的干部如果站到了群眾的對立面，小心群眾用扁擔抽你，國民黨政權垮台的教訓正在於此。在討論國慶10周年首都十大建筑項目時，習仲勛建議不要蓋國務院辦公大樓。周恩來當即宣布：“在我擔任國務院總理職務期間，絕對不蓋政府辦公大樓！”“大躍進”期間，習仲勛受周恩來委派，三次深入基層調查研究，除在陝、甘、寧、青、內蒙古調研外，還兩次赴河南和陝西調研。他敢於堅持真理，從實際出發思考問題，向黨中央多次反映基層的真實情況，為中央糾“左”和制定克服困難的措施提供了重要依據。他對甘肅“大躍進”工程“引洮上山”項目感到震驚，對省委領導直言相告：“這樣搞法不行呀！將來老百姓是要吃虧的！”1961年，他在河南省長葛縣進行典型調研，根據掌握的情況多次向黨中央作了詳細的書面報告，力主停辦公共食堂、把糧食分到農戶。他鄭重建議長葛縣“要把所有犯的‘五風’錯誤編印成冊，每年都拿出來在干部會上打個招呼，引起同志們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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