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錕
[ 摘要] 鄧小平對社會主義本質的認識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經歷了比較長的歷史過程。1992 年春天發表的“南方談話”是對社會主義本質的全面概括,而1978 年秋天發表的“北方談話” 則是重要的破題。鄧小平社會主義本質論的形成經歷了如下幾個重要節點:1978 年,提出社會主義要“消滅剝削”,但“貧窮不是社會主義”﹔1980 年,明確提出社會主義要“發展生產力”﹔ 1985 年,提出社會主義要“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1990 年,突出強調社會主義要“消滅剝削, 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1992 年,完整概括“社會主義的本質”。今天在解決共同富裕問題過程中,深入研讀和學習鄧小平關於社會主義本質的論述依然是很有裨益的。
[ 關鍵詞] 鄧小平﹔社會主義本質﹔“北方談話”﹔“南方談話”
[ 中圖分類號] A849.1 [ 文獻標識碼] A
“深刻地揭示社會主義的本質,把對社會主義的認識提高到新的科學水平。”(《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 年版,第10 頁。) 這是黨的十五大報告對鄧小平理論的一句重要評價。社會主義本質論,是鄧小平理論中的關鍵課題,也是整個理論體系的基礎性內容。提出社會主義本質論,是鄧小平對社會主義進行不斷認識、深入研究和認真思考所取得的成果。鄧小平對社會主義本質的認識並非一蹴而就,而是經歷了比較長的歷史過程。尤其是鄧小平在1978 年秋天發表的“北方談話”與1992 年春天發表的“南方談話”, 是鄧小平社會主義本質論形成過程中的重要節點。
一、“北方談話”: 社會主義本質論的破題
對社會主義本質的全面概括,是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明確作出的,此點無需贅述。但是,社會主義的本質這個命題是從什麼時候破題的呢?筆者認為,這一命題早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幾個月鄧小平的“北方談話” 中,就已經破題了。
1978 年9 月,鄧小平應邀對朝鮮進行了一次短暫訪問。回國后,他沒有直接回北京, 而是到東北三省及河北唐山、天津進行視察。一路上,他發表了一系列講話,提出了許多帶有突破性的觀點,有學者稱之為“北方談話”。盡管當時國內的主要媒體並沒有詳細報道,但是這些振聾發聵的講話還是迅速傳播開來,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礎。這其中,就有關於社會主義本質的開創性論述,盡管此時鄧小平尚未使用“社會主義本質”這一概念。
在“北方談話”中,鄧小平關於社會主義本質最集中的論述是9 月16 日在長春聽取中共吉林省委常委匯報工作時發表的講話, 他說:“現在在世界上我們算貧困的國家,就是在第三世界,我們也屬於比較不發達的那部分。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根本表現,就是能夠允許社會生產力以舊社會所沒有的速度迅速發展,使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能夠逐步得到滿足。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講,正確的政治領導的成果,歸根結底要表現在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上,人民物質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內,社會主義國家生產力發展的速度比資本主義國家慢,還談什麼優越性?我們要想一想,我們給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們一定要根據現在的有利條件加速發展生產力,使人民的物質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鄧小平文選》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 第128 頁。)
在這裡,鄧小平使用的是“社會主義優越性”這一概念,他提出,“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根本表現,就是能夠允許社會生產力以舊社會所沒有的速度迅速發展,使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能夠逐步得到滿足”。以現有的材料來看,這是鄧小平關於社會主義本質較早的概括。鄧小平是從兩個方面進行概括的,其一是生產力的發展, 其二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這是此時鄧小平思考社會主義本質的兩個基本點,也是他此后領導實現歷史轉折的基本思路。后來, 這種認識被形象地概括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正是基於這種認識,鄧小平確立了中國共產黨在新時期執政的出發點。
與此同時,鄧小平在“北方談話”中還初步提出了實現“社會主義優越性”的基本途徑。
首先,打破平均主義。鄧小平從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的基本原理出發,在“北方談話” 中反復強調要打破平均主義。9 月15 日, 他在哈爾濱談到:“按勞分配政策很值得研究,不能搞平均主義。管理好的企業,工資待遇應該不同。企業管理得好,為國家貢獻大的,應給予獎勵,刺激技術水平、管理水平的提高。平均主義害處太大了。”(《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年版,第376 頁。)16 日, 他在長春再次指出:“不管大中小企業,搞得好的要獎勵,不能搞平均主義,要鼓勵先進”(《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378 頁。),“要真正搞按勞分配,鼓勵向上, 鼓勵人們努力學習,這對社會主義的極大益處是發展社會生產力” (《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379 頁。) 。20 日,他在天津同樣說:“我們過去是吃大鍋飯,鼓勵懶漢, 包括思想懶漢,管理水平、生活水平都提不高。現在不能搞平均主義。毛主席講過先讓一部分人富裕起來。好的管理人員也應該待遇高一點,不合格的要刷下來,鼓勵大家想辦法。講物質刺激,實際上就是要刺激。”(《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387 頁。) 后來,這一觀點發展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和“兩個大局”的思想,實際上是社會管理理念的根本轉變。
其次,加強引進。鄧小平在東北各地都談到了引進,而最為集中的是在鞍鋼:“引進技術改造企業,第一要學會,第二要提高、創新。凡是引進的技術設備都應該是現代化的。世界在發展,我們不在技術上前進,不要說超過,趕都趕不上去,那才真正是爬行主義。我們要以世界先進的科學技術成果作為我們發展的起點,我們要有這個雄心壯志。引進先進技術設備后,一定要按照國際先進的管理方法、先進的經營方法、先進的定額來管理,也就是按照經濟規律管理經濟。一句話,就是要革命,不要改良,不要修修補補。”(《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384 頁。)
10 月10 日,鄧小平進一步指出:“我們引進先進技術,是為了發展生產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有利於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制度。”(《鄧小平文選》第2 卷,第133 頁。) 這一思想此后迅速發展為“對外開放”政策。
再次,重新考慮體制問題。鄧小平在“北方談話”中反復說道:“從總的狀況來說, 我們國家的體制,包括機構體制等,基本上是從蘇聯來的,人浮於事,機構重疊,官僚主義發展。文化大革命以前就這樣。辦一件事,人多了,轉圈子。有好多體制問題要重新考慮。總的說來,我們的體制不適應現代化,上層建筑不適應新的要求。”(《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376 頁。)“企業管理,過去是蘇聯那一套,沒有跳出那個圈子。那時候,蘇聯企業管理水平比資本主義國家落后得多,后來我們學了那個東西, 有了那個東西比沒有好。但現在連那個落后的東西也丟掉了,一片混亂。”(《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378 頁。)“要提倡、要教育所有的干部獨立思考,不合理的東西可以大膽改革,也要給他這個權。” (《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381 頁。)總之一句話:“現在我們的上層建筑非改不行。” (《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384 頁。) 當然,這是個非常復雜的問題,鄧小平當時想到的主要是擴大基層的自主權, 但是這一思想不斷發展完善,最終形成了“多個領域改革”的基本政策。
以上可以看出,早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的“北方談話”中,鄧小平就已經比較明確地提出了社會主義本質的關鍵命題,實現了破題。當然,鄧小平此時的概括與“南方談話”的概括相比,存在著顯著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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