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文獻研究室
1956年 六十三歲
9月15日下午二時，中共八大開幕。毛澤東致開幕詞。他說：“我們這次大會的任務是：總結從七次大會以來的經驗，團結全黨，團結國內外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 為了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的中國而奮斗。”“在我們繼續加強全黨的團結的時候， 我們還必須繼續加強各民族、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團結，繼續鞏固和擴大我們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必須認真地糾正在任何工作環節上的任何一種妨害黨同人民團結的不良現象。”
9月18日下午六時，和劉少奇、周恩來、彭德懷、鄧小平、王稼祥，在中南海頤年堂會見參加中共八大的蘇聯共產黨代表團米高揚等人。雙方就兩黨處理黨內關系的經驗教訓，並准備共同幫助兄弟黨解決黨內矛盾、增強團結的問題，交換意見。毛澤東說： 對黨內犯錯誤的人，應該採取什麼態度呢？ 我們說，犯了錯誤，還是要給他工作做，還是要給他飯吃，不能一棒子打倒，要給他改正錯誤的機會。米高揚說：您講的對待犯錯誤的人應該採取的這種正確的態度，我在一九四九年來中國時，就曾聽您說過，當時給我的印象很深刻。我回到蘇聯后，曾經一字不掉地對斯大林講過。可是，當我說完了以后，斯大林並不作聲。他的辦法同您的相反。我知道，他是不以為然的。毛澤東說： 當國內隻有一個黨的時候，更應注意聽取反面的意見。
同日晚十時，在中南海頤年堂會見參加中共八大的朝鮮勞動黨代表團崔庸健等， 劉少奇、彭德懷、鄧小平、聶榮臻、王稼祥、李克農在座。毛澤東就黨內團結問題，黨內發揚民主問題，談了意見。他說：黨內如果有不同的意見，應該展開爭論，取得一致的看法，或者進行表決，少數服從多數，同時應該允許那些少數同志保留他們不同的意見。
9月22日在政協禮堂休息室會見參加中共八大的意大利共產黨代表團成員。談到斯大林問題時，毛澤東說：斯大林的錯誤， 有它的歷史和社會根源，但主要應從主觀認識上找根源。蘇聯在階級消滅以后，仍找對象，大批抓人殺人。客觀形勢已經發展了， 社會已從這一個階段過到另一個階段，這時階級斗爭已經完結，人民已經用和平的方法來保護生產力，而不是通過階級斗爭來解放生產力的時候，但是在思想上卻沒有認識這一點，還要繼續進行階級斗爭，這就是錯誤的根源。斯大林的錯誤還是小部分，七分是正確的，三分是錯誤的，也許還比三分少些， 隻有一分到二分。看歷史問題是要時間，需要幾十年，甚至幾百年。又說：精神方面的問題，不能用粗暴的方法來處理。我們黨開始時用粗暴方法來處理陳獨秀、李立三的問題，結果出現了比李立三更“左”的王明路線， 這就教育了我們，思想問題不能用粗暴方法來解決。斯大林這個問題不是一年、兩年能夠解決的。
9月23日在政協禮堂休息室會見參加中共八大的英國共產黨代表團波立特等，劉少奇、王稼祥、劉寧一在座。在講到斯大林的錯誤時，毛澤東說：在斯大林時期，階級沒有了，社會已進入了沒有階級的社會，反革命更少了，但斯大林的思想仍停留在舊社會的時代。我認為這樣才能夠解釋他的錯誤， 即是認識的錯誤，認識不符合客觀事實。又說：我們勝利隻有七年。我們政權專政的職能，隻剩百分之十了。由於沒有那樣多的反革命分子，所以專政的范圍縮小了。現在我們的任務是解放生產力，保護生產力。生產力首先需要人，要人們不恐慌，要黨內不恐慌，要民主黨派不恐慌，要全國人民不恐慌。
9月27日下午二時，出席中共八大閉幕會議。會議選舉候補中央委員﹔通過《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批准劉少奇代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所作的政治報告﹔通過《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陳雲致閉幕詞。大會通過的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是在毛澤東主持下由陳伯達、胡喬木負責起草的。決議正確分析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指出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政治報告決議中，緊接這句話之后是：“這一矛盾的實質，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的情況下，也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后一句話是在大會閉幕會開會前由陳伯達、胡喬木加上去的。送毛澤東審定時， 距大會開會已不到一小時。不久，毛澤東對這后一句話提出異議，明確提出黨和國家的主要任務是“保護和發展生產力”。
同日下午四時半，在政協禮堂休息室會見參加中共八大的波蘭統一工人黨代表團成員。在講到波茲南事件（波茲南事件，指1956 年6 月波蘭波茲南發生的大規模游行示威和騷亂事件——編者注）時，毛澤東說： 就是一萬年以后，人類還會有矛盾。現在我們把未來想得很美，可是未來到來時，人們又會感到不滿意。那時，社會上還有善惡， 無惡即無善﹔社會上還有美丑，無丑即無美。那時，還有真理，也有謬誤。認為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沒有矛盾的思想，是錯誤的。
11月13日在中南海頤年堂召開會議， 聽取八屆二中全會各組組長匯報討論情況， 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出席。根據幾次會議討論的情況，毛澤東作了發言。其中談到： 國內階級矛盾已經基本解決，但是應該注意仍然存在的一部分反革命分子的活動。對於資產階級分子和知識分子的舊思想和舊習慣的改造，要在鞏固團結他們的方針下，繼續進行長期的教育。人民內部的問題和黨內問題的解決的方法，不是採用大民主而是採用小民主。要知道，在人民方面來說，歷史上一切大的民主運動，都是用來反對階級敵人的。
11月15日出席中共八屆二中全會。在作總結性講話談到大民主小民主問題時說： 有幾位司局長一級的知識分子干部，主張要大民主，說小民主不過癮。他們要搞的“大民主”，就是採用西方資產階級的國會制度， 學西方的“議會民主”、“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那一套。這是缺乏馬克思主義觀點， 缺乏階級觀點，是錯誤的。民主是一個方法， 看用在誰身上，看干什麼事情。我們愛好的是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大民主，它是對付階級敵人的，民族敵人也是階級敵人。大民主也可以用來對付官僚主義者。我們准備在明年開展整風運動。整頓三風：一整主觀主義， 二整宗派主義，三整官僚主義。官僚主義就包括許多東西：不接觸干部和群眾，不下去了解情況，不與群眾同甘共苦，還有貪污、浪費，等等。整風是在我們歷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內部的事情，黨內的事情，都要用整風的方法，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來解決，而不是用武力來解決。我們主張和風細雨，真正達到治病救人的目的。也就是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和自我批評，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我歷來主張軍隊要艱苦奮斗，要成為模范的。艱苦奮斗是我們的政治本色。錦州那個地方出蘋果，遼西戰役的時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裡很多蘋果，我們戰士一個都不去拿。我看了那個消息很感動。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 無產階級的革命精神就是由這裡頭出來的。
11月30日晚上，在中南海頤年堂召集劉少奇、陳雲、鄧小平、張聞天、王稼祥、胡喬木開會。會議中間，和劉、陳、鄧、張、王一起會見尤金。毛澤東就朝鮮問題、鐵托普拉演說問題和周恩來訪蘇問題，同尤金進行交談。毛澤東在談話中說：各國有各國不同的面貌和特點，各國有不同的具體辦法來解決各自的問題。有共同性，也有差別。隻講差別，不講共同性，鐵托的演說就是如此。蘇聯建設時期，斯大林執政期間的根本方針和路線是正確的，是應當加以肯定的。蘇聯成為世界上第二個現代工業化的國家，打敗了法西斯主義。當然，在這期間也有些缺點， 專政過火了。斯大林並未破壞全部法制，他隻破壞了一部分法制，民法未破壞，刑法破壞了一部分，未全部破壞，憲法破壞了一小部分，刑事訴訟法破壞了一部分。蘇聯的制度是好的，但其中一部分是不好的，那就是內務部。斯大林在這方面犯了錯誤。我們向世界上各個國家，甚至帝國主義國家，都提議要共同緩和緊張局勢，為什麼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內部就不能緩和緊張局勢呢？我們可以用和平協商的辦法來解決自己內部的一切問題。在解決內部問題方面，我們有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武器。我們應當區分敵人和自己同志，不能用對待敵人的辦法來對待自己的同志。民主和專政都是上層建筑，它們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是為基礎服務的，是基礎的工具。
12月2日晚十時四十五分，在中南海頤年堂召集劉少奇、陳雲、陸定一、王稼祥、楊尚昆、胡喬木、吳冷西開會，討論胡喬木等起草的《全世界無產者團結起來》一文初稿。毛澤東提出：文章的題目可以考慮用《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四月間寫的文章相銜接，表示我們在蘇共二十大后寫的文章的連續性，而且用這個題目理論性更強一點。這篇文章形式上面向國內，實際上面向世界。接著，他提出了這篇文章的要點： 一、要講世界革命的基本規律、共同的道路。一定要遵循十月革命的基本規律，然后講各國革命的具體道路，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要和各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二、講清什麼是斯大林主義，為什麼把共產黨分為斯大林分子和非斯大林分子是錯誤的。所謂非斯大林主義化就是非馬克思主義化，就是搞修正主義。三、講清沙文主義。大國有沙文主義，小國也有沙文主義。要提倡國際主義，反對民族主義。四、先要分清敵我，然后在自己內部分清是非。要指出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是兩種性質根本不同的矛盾，要採取不同的方針、不同的辦法，解決不同性質的矛盾。五、既要反對教條主義，也要反對修正主義。六、文章從團結講起，最后也落腳到團結。
12月4日致信黃炎培。信中說：“你們的會議（指中國民主建國會在1956 年10 月召開的中央常務委員會擴大會議和11 月召開的第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 開得很好，謹致祝賀之忱！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個方法竟在你們黨內，在全國各地工商業者之間，在高級知識分子之間行通了，並且做得日益健全，真是好消息。社會總是充滿著矛盾。即使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也是如此，不過矛盾的性質和階級社會有所不同罷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決。有兩種揭露和解決的方法：一種是對敵（這說的是特務破壞分子）我之間的，一種是對人民內部的（包括黨派內部的，黨派與黨派之間的）。前者是用鎮壓的方法，后者是用說服的方法，即批評的方法。我們國家內部的階級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了（即是說還沒完全解決，表現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還將在一個長時期內存在。另外，還有少數特務分子也將在一個長時間內存在），所有人民應當團結起來。但是人民內部的問題仍將層出不窮，解決的方法，就是從團結出發， 經過批評與自我批評，達到團結這樣一種方法。我高興地聽到民建會這樣開會法，我希望凡有問題的地方都用這種方法。國際間麻煩問題不少，但是總有辦法解決的。我是樂觀主義者，我想先生也會是這樣的。”
12月8日在中南海勤政殿邀集出席全國工商聯第二屆會員代表大會的各省市代表團負責人座談，劉少奇、陳雲、薄一波及有關部門負責人參加。毛澤東說：我看公私合營以來，工商界有很大進步，我感覺比過去更加熟悉了，更加靠攏了。我對資本家的看法比過去有了進步，從前認為改造很困難， 你們自己也可能沒料到變化會這樣快，學習中還開展了批評和自我批評。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這是人民內部解決問題的方法。共產黨、政府、民主黨派、工人、農民、工商界，包括恢復了選舉權的地主，都屬於人民內部。資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是要消滅的， 但人都包下來了。工商業者不是國家的負擔， 而是一筆財富，他們過去和現在都起了積極作用。在資本家中要宣傳把個人的事情和國家的事情聯系起來，提倡愛國主義，總要想到國家的事情。為什麼要搞公私合營，搞社會主義？就是為了便於把國家發展起來，社會主義比私有制更有利於發展國家的經濟、文化，使國家獨立。大學生中百分之七十是資產階級的子弟，要把他們培養成為國家建設人才，我們是完全信任他們的。至於入學、助學金、入團和戴紅領巾這些問題，要一視同仁，隻看條件如何，不要看家庭出身。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是愛國的階級，但是不要說是紅色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中有先進的、中間的、落后的，顏色不一，思想狀態不一，並且有兩面性，有進步的一面，有落后的一面。我們政府的性格，你們也摸熟了， 是跟人民商量辦事的，可以叫它是個商量政府。我們不是板起面孔教訓人的，不是意見提得不對就給他一棒子。我們叫人民政府， 你們有話盡可以講，不會借故整人的。還說： 革命是為建設掃清道路。革命把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加以改變，把經濟制度加以改變， 把政府、意識形態、法律、政治、文化、藝術這些上層建筑加以改變，根本目的不在於建立一個新的政府、一個新的生產關系，而在於發展生產。現在我們年產隻有四百萬噸鋼，再搞五年也隻有一千多萬噸，我們六億人口，這點鋼不算事。要趕上美國一億噸鋼， 還要四五十年才有希望。請大家把目標轉向這個方面。我希望各位朋友引導參加會議的這一千多人，把目標向著生產方面。我們要有幾十年的時間才能在生產上、科學上、文化上翻身，所以我們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
12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題下注明“這篇文章是根據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討論由《人民日報》編輯部寫成的”。全文共兩萬字，前面一個引言，末尾一個結束語，中間四個部分分別論述由蘇共二十大關於斯大林問題引發的四個重大問題：關於蘇聯革命和建設道路的基本估計﹔關於斯大林的功過的估計﹔關於反對教條主義和反對修正主義﹔關於各國無產階級的國際團結。在引言中，有一大段是根據毛澤東多次修改意見形成的文字，集中表達了他在國內外新情況下，對整個世界范圍內矛盾問題的理論思考：“在我們面前有兩種性質不同的矛盾： 第一種是敵我之間的矛盾（在帝國主義陣營同社會主義陣營之間，帝國主義同全世界人民和被壓迫民族之間，帝國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之間，等等）。這是根本的矛盾，它的基礎是敵對階級之間的利害沖突。第二種是人民內部的矛盾（在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間，共產黨內這一部分同志和那一部分同志之間，社會主義國家的政府和人民之間，社會主義國家相互之間，共產黨和共產黨之間，等等）。這是非根本的矛盾，它的發生不是由於階級利害的根本沖突，而是由於正確意見和錯誤意見的矛盾， 或者由於局部性質的利害矛盾。它的解決首先必須服從於對敵斗爭的總的利益。人民內部的矛盾可以而且應該從團結的願望出發， 經過批評或者斗爭獲得解決，從而在新的條件下得到新的團結。當然，實際生活的情況是復雜的。有時為了對付主要的共同的敵人， 利害根本沖突的階級也可以聯合起來。反之， 在特定情況下，人民內部的某種矛盾，由於矛盾的一方逐步轉到敵人方面，也可以逐步轉化成為對抗性的矛盾。到了最后，這種矛盾也就完全變質，不再屬於人民內部矛盾的范圍，而成為敵我矛盾的一部分了。這種現象，在蘇聯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 都曾經出現過。總之，一個人隻要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就決不應該把人民內部的矛盾同敵我之間的矛盾等量齊觀，或者相互混淆， 更不應該把人民內部的矛盾放在敵我矛盾之上。否認階級斗爭、不分敵我的人，決不是共產主義者，決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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