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柱
二
全國革命勝利后黨所處的執政地位,既為更好地服務人民提供了廣闊的舞台,也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和考驗。能否始終堅持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直接關系到黨和人民政權的純潔性及其性質,是一個關系到黨的生死存亡的根本問題。
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毛澤東就已指出:我們很快就要在全國勝利了。這個勝利將沖破帝國主義的東方戰線,具有偉大的國際意義。奪取這個勝利,已經是不要很久的時間和不要花費很大的氣力了﹔鞏固這個勝利,則是需要很久的時間和要花費很大的氣力的事情。他預言:“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願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毛澤東選集》第4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 第1438 頁。)並且告誡全黨, 務必要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要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警惕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襲擊,反對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在這裡,毛澤東高度警惕共產黨自身的問題,清醒地認識到內因是起決定作用的。“物必自腐而后虫生”,這是自然界的興衰規律。毛澤東的這個預見和警告是及時的和深刻的,它實際上指明了黨將長期面臨執政的考驗。
黨取得執政地位后,能否保持人民政權的純潔性,是毛澤東思考和憂慮的一個重大問題。當革命勝利的曙光初露端倪的時候, 毛澤東就提出要吸取“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的歷史教訓,他語重心長地說:“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毛澤東書信選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年版,第217 頁。)毛澤東在總結歷史經驗包括我們黨的經驗時,總是把失敗同驕傲聯系起來, 這是因為,驕傲就必然突出個人的作用,脫離群眾脫離實際﹔取得政權以后如果驕傲了, 就會追求享樂腐化,驕奢淫逸。這樣的話, 失敗就是不可避免的。在中國歷史上,腐敗與政權興替如影隨形,送走了一個又一個王朝。民間有一個說法,“李闖王打天下十八年,坐江山十八天”,講的就是這個道理。毛澤東要求全黨牢記李自成失敗和我們黨自身的歷史教訓,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1945 年黨的七大閉幕不久,毛澤東在延安窯洞會見來訪的民主人士黃炎培等,黃炎培提出中共能否跳出“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率支配的問題,毛澤東依據延安時期局部執政的成功經驗,滿懷信心地回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隻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隻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毛澤東年譜(198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 年版,第610 頁。)后來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還根據毛澤東的提議規定了六條:不做壽﹔不送禮﹔少敬酒﹔少拍掌﹔ 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國同志同馬、恩、列、斯並列。這表明在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就把黨執政后反腐蝕的問題提到了全黨面前。
但是,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向全黨發出的防止腐化變質的警示,在新中國成立不久即不幸而被言中。進城之后,由於黨所處的環境和地位的變化,在部分黨員干部中迅速滋長了居功自傲、貪圖享受的思想, 有的甚至走上了貪污受賄、腐化墮落的犯罪道路。這種情況,引起毛澤東的高度警覺和深刻憂慮,認為這是一場早已料到的、不可避免的斗爭,是關系到黨和國家的命運與前途的一件大事。毛澤東決心通過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三反”斗爭, 懲治和克服黨內已經滋生起來的腐敗現象, 有力地抵制資產階級思想對黨和人民政權的腐蝕。毛澤東發動這場運動,是基於對“三反” 斗爭重要性的認識。他要求全黨要嚴重注意此事,“我們認為需要來一次全黨的大清理, 徹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貪污事件,而著重打擊大貪污犯,對中小貪污犯則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針,才能停止很多黨員被資產階級思想所腐蝕的極大危險現象,才能克服二中全會所早已料到的這種情況,並實現二中全會防止腐蝕的方針”。他認定這“實是全黨一件大事”,“須當作一場大斗爭來處理”。 (參見《毛澤東文集》第6 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190—191 頁。) 這場反腐蝕、反腐敗的偉大斗爭, 是在毛澤東親自倡議和領導下開展起來的。這是我們黨在全國執政后自覺地抵制和克服資產階級思想對黨的腐蝕,保持共產黨人廉政為民本色的一次成功實踐。
上述表明,在執政條件下堅持黨的根本宗旨,依然取決於能否繼續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魚水關系,這是反腐蝕的最深厚的力量源泉。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國共兩黨較量的實質,在一定意義上說,是爭取人心的較量。國民黨政權的階級實質及其反人民的作為,起到了為淵驅魚的作用,這正是其最終失敗的深刻原因所在。我們要學會敬畏歷史。敬畏歷史,就是敬畏人民。國共兩黨的斗爭, 最終發生強弱易位,說到底就是人心較量的結果。人民最后就是用手推車來表決,碾碎了蔣家王朝,推出了一個新中國。中國共產黨是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毫無私利的政黨,因而能夠獲得廣大人民群眾的高度認同,同心同德,共同奮斗。如果失去了人民群眾的支持,就會失去一切。
在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下,人民群眾是社會的主人,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是社會的公仆。這是馬克思總結巴黎公社的歷史經驗提出的一個著名思想。這一思想已成為一切社會主義國家及其工作人員必須遵循的重要原則,也是社會主義國家同任何剝削階級統治的國家的一個顯著區別。毛澤東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過程中,對如何實踐和發展巴黎公社原則進行了認真嚴肅的思考。他畢生為徹底實現和捍衛人民主權而奮斗,反復強調干部是人民的勤務員,應當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早在延安時期他就引用魯迅“橫眉冷對千夫指, 俯首甘為孺子牛”的詩句,勉勵一切共產黨員、一切革命者,要以魯迅為榜樣,做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牛。新中國成立后,他一再要求黨的干部要永遠做人民的勤務員。他說,官氣是一種低級趣味,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才是一種高級趣味。他對那種依仗權勢、高高在上、貪贓枉法、草菅人命等官僚主義的惡習深惡痛絕,鼓勵廣大人民群眾要敢於挺身而出反對官僚主義。他不斷對“擺老爺架子”、“擺官僚架子”和不顧群眾死活的干部進行嚴肅的批評。他要求干部要密切聯系群眾,指出,“脫離群眾,官僚主義, 勢必要挨打”(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 1957 年1 月27 日。) 。“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煩了,搞官僚主義,見了群眾一句好話沒有, 就是罵人,群眾有問題不去解決,那就一定要被打倒。”他一再告誡全黨:“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1956 年11 月15 日。) 他極力反對並要求切實改變干群之間不平等的“貓鼠關系”。在這裡,毛澤東實際上指出了黨執政后的最大危險在於脫離群眾,要永遠保持黨和群眾的魚水關系。他提出要經過整風,把我們黨艱苦奮斗的傳統好好發揚下去。這些都深刻地說明,隻有堅持艱苦奮斗的作風,才能密切聯系群眾, 防止官僚主義作風對黨的隊伍的侵襲。
1956 年,在我國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確立之后,毛澤東就明確指出:“所有制問題基本解決以后,最重要的問題是管理問題,即全民所有的企業如何管理的問題, 集體所有的企業如何管理的問題,這也就是人與人的關系問題。”他認為,人們在生產中的相互關系改變還是不改變,對於推進還是阻礙生產力的發展,有直接的影響。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建立,深刻地改變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使企業管理人員和職工群眾之間建立了互相合作的同志式關系。但是,這種新型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必須有與社會主義公有制相適應的管理制度作保証,否則, 就有可能被損害和破壞,嚴重的甚至還有可能在一定范圍內出現實際上存在的剝削和壓迫的關系。毛澤東曾經指出:我們不能夠把人民的權利問題理解為人民隻能在某些人的管理下面享受勞動、教育、社會保險等等權利,而“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在毛澤東看來,這種權利是至關重要的,是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重要體現和重要保証,他說:“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証。”(參見《毛澤東文集》第8 卷,第129 頁。) 這就是說,人民必須管理上層建筑,隻有勞動者的管理權得到保証,即能夠以各種有效的途徑和方式參與對國家事務的管理和監督,才能使一切國家機關、部隊、企業和文化教育事業的領導權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裡,從而從根本上保証社會主義的人民主權得到實現。
在毛澤東看來,官僚主義的實質是一種特權思想和作風。這種把人民賦予的權力看作是個人的專利、專權的思想,不但會表現在漠視群眾疾苦甚至欺壓百姓的工作作風上,而且也會表現於以這種特權來謀取個人的私利。中國經歷了兩千多年封建社會的統治,有著深厚的官僚主義的傳統和土壤。這種所謂“官國”傳統,就是一種封建性的特權思想,有官就有權,當官就可以作威作福, 魚肉百姓,以至於官比法大,以權謀私。如果這種作風侵入我們黨內,就會從根本上違背共產黨人的政治本色和黨性原則,站到了人民的對立面。毛澤東極端憎惡這種反人民的現象,他始終以身作則,嚴以律己,徹底同“官國”傳統決裂,為全黨樹立了人民公仆的光輝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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