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傳璽
創刊過程
《獨立評論》是1932年5月22日出版創刊號的。根據胡適的說明，既然是“差不多”“五個月”，則動議的確立應該是在上年底本年初﹔既然是“先積三個月的捐款”然后開辦，則原本應該是定在3月中下旬。提議創辦時，鑒於自己和丁文江以往辦刊的教訓，他們並不熱心，正是由於提議者的堅持，自己才勉強同意，也才逼使丁文江想出了那麼一個實用管用的創刊方法。
這在胡適本年初行蹤以及日記、書信中都能得到印証，並且也勾勒了一個大致的進程。1月27日，“在君、詠霓和我共同宴請國難會議的北方熟人，到者有周作民、王叔魯、湯爾和、蔣廷黻、徐淑希、陳博生、傅孟真、周寄梅、叔永、林宰平、李石曾共十四人。大家交換意見，都以為這會議不當限於討論中日問題，但也不應對國民黨取敵對態度。當以非革命的方法求得政治的改善”。1月28日，“擬了一個辦周報的計劃，送給聚餐會的朋友們看。蔣廷黻也擬了一個大政方針”。
這說明27日前大家意見已經一致，並確定了這個報刊的“周期”，以及請胡適等人擬訂辦刊計劃與宗旨。2月13日，胡適日記記道:“獨立社聚餐。”此句話交代了28日開始草擬計劃到此這段時間，確定了刊物的名稱、以及由這批參與刊物創辦核心成員組成的“小團體”的名稱。
遺憾的是，14日胡適即患上盲腸炎，15日是胡適第一天到北大“去接受院長辦公室”，忙完后，即住進協和醫院進行割治，45天后才出院，此時已經4月初。這段時間裡，由傅斯年代胡適擬了致張學良秘書王卓然的信，請王向北平市公安局局長鮑玉麟詢問辦報立案的事﹔可能王已向鮑通報，之后，病中的胡適又親自給鮑去了封信。
一切手續辦妥后，胡適也已出院一個多月，主編的擔子已能擔起，《獨立評論》正式創刊。
提議創刊人是誰
這裡有一個疑問，胡適說是“有人”提議創辦此刊，那這個人是誰。許多說到此刊的文章至今仍然使用“有人”。蔣廷黻先生的回憶道出了源頭。
“九·一八”之后那段時間，蔣廷黻每周要到北平城裡北大授課一次，因此和城裡的朋友保持著密切接觸。“在清華俱樂部舉行一次晚餐，當日出席的有胡適、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灝、陶孟和、任鴻雋、任夫人陳衡哲、張奚若和吳憲。席間曾討論到知識分子在國難時期所能盡的責任問題，我提議辦個周刊，討論並提出中國所面對的問題。”陶孟和首先給他潑了冷水，因為陶辦過刊物，深知其難，並警告在座諸位，不可掉以輕心、不假思索地冒險嘗試。更讓他泄氣的是胡適的反對，“因為當時在座的人一致都認為不辦刊物則已，設使辦，則編務方面非胡莫屬”，而此時胡適雖然沒有陶孟和那樣激烈，卻也反對，因為胡適多次辦過報刊，才因《新月》與國民政府對抗，不得已從上海跑回北大，所以胡適說，“經驗使他不敢輕易創辦一個新刊物。”蔣廷黻一聽，“因為我對辦周刊毫無經驗，我想我應該接受這些有經驗的人的意見”。
但蔣廷黻是執拗的，下一周，任鴻雋約他們去吃飯，席間他又提出此議，再次遭到反對，但出乎他意料的是丁文江開始附和了，“丁文江倡議:為了測量一下我們的熱誠，不妨先來籌集辦刊物的經費”，於是就提出了那個大家已非常熟悉的“百分之五”。沒想到大家都接受了。“從那時起，我們每周聚會一次。起初是討論發行日期問題，接著是准備出刊”，丁文江又提出請銀行家竹垚生來幫助處理財務。“幾周過去了，捐款也都交進來，大家提出好幾個刊物的名稱，最后選用了胡適先生所提的《獨立評論》。我們成立了一個編輯委員會，委員三人，由胡適總其事，我和丁文江協助編務”。
從這段回憶中我們可看出，《獨立評論》這份現代思想史上的大刊，提議辦刊來自蔣廷黻先生的執著，辦刊方法來自丁文江的睿智，辦刊宗旨來自胡適的靈魂。把“幾周過去了”，和胡適“1月28日”記載進行對照，提議和確定的時間與進程也大致吻合。
蔣廷黻對此時的傅斯年和丁文江都給予了高度贊揚，他評價傅斯年說:“他把文章重要內容摘出來登在前面，此舉成為出版界的創舉(這是不是我們今天學術刊物上論文前面的“摘要”，從現代出版角度來說的“老祖宗”？)。令許多朋友吃驚的是他的文章不僅能引起讀者知識上的共鳴，而且也能引起他們心靈上的共鳴”，丁文江“不僅多才多藝，而且實事求是”。
當然他更不會忘了胡適:“辦一個刊物需要花費很多人的力量，《獨立評論》的成功，無疑的，胡適貢獻最大。他的朋友和熟人一致認為他是個最能吸引人的人。幽默、細心、聰明。談話時，態度和藹，富理性。他反對教條主義，對一些莫名其妙的人卻特別有耐性。如果根據以上兩點認為他處事沒有原則的話，那可能就大錯特錯了。他對自己的信念，堅定不移”，“終其一生，他都是主張自由、民主和實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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