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向毛澤東學世界眼光

“如果尼克鬆願意來，我願意和他談”

1936年7月16日，在陝北中央紅軍所在地保安（今志丹縣），毛澤東接見了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美國醫生馬海德，並接受了斯諾的採訪。7月至10月間，毛澤東和斯諾一共進行了十余次談話，毛澤東向斯諾講述了蘇維埃政府的政策、抗日戰爭的形勢方針、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及他自己的家庭和他的前半生。斯諾離開陝北后，將自己的採訪筆記整理成書，於1937年10月在倫敦出版《紅星照耀中國》一書。該書出版后反響巨大，吸引了大批外國記者、醫生、作家來到延安。此后，包括美國記者史沫特萊、美國外交政策協會遠東問題專家比森、美國《太平洋事務》雜志主編拉鐵摩爾、美國《美亞》雜志主編賈菲、美國記者王公達、美國軍人卡爾遜、德國作家兼記者漢斯•希伯等相繼來到延安，毛澤東均親切接見，向其宣傳中共的性質、中共的抗日政策、中共抗戰的決心，並就國際局勢進行討論。毛澤東與外國友人的“親密接觸”，讓美國乃至世界了解了中共及中共領導下的中國革命，開啟了中共“公共外交”的大門。

1944年7月，美國政府派出軍事觀察組進駐延安。其間，毛澤東與美國軍事觀察組的成員頻繁接觸，雙方廣泛了解並交換意見。據軍事觀察組政治負責人謝偉思回憶，毛澤東在談話中，多次強調中國共產黨對美國的政策是尋求美國對中國的了解和友誼，中美兩國經濟上可以互相取長補短。在與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充分接觸，對“共產黨中國”有了切實了解后，軍事觀察組向美國政府提出了一條現實主義的對華政策建議，即放棄片面同蔣介石政府的錯誤政策，更加靈活地對待中國共產黨，以降低把美國利益同蔣介石的命運牢牢捆在一起的危險性。遺憾的是，這一政策最終沒有為美國政府所接受。不過，在中國共產黨的外交史上，這無疑是一次重大且成功的探索。

1949年初，解放戰爭勝利在即，為了使新中國成立后獲得更多的國際承認和援助，中國共產黨面臨著制定外交方針政策的重大問題。蘇聯作為中國共產黨思想認識上有著最親近關系的國家，對中國革命的態度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然而蘇聯與中國共產黨的關系並非一直和諧無間，由於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解放軍的勢力估計不足、對中國革命形勢的不了解，蘇聯一度出現了徘徊於國共兩黨之間的曖昧階段。毛澤東憑借著他對世界局勢的充分把握，審時度勢地，於1949年春提出“另起爐灶”、“打掃干淨屋子再請客”和“一邊倒”的三大外交政策。

1949年2月，毛澤東在河北西柏坡會見斯大林特使——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時，向其闡明了新中國的外交政策。毛澤東說：“我們這個國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個家庭來說，它的屋內太臟了，柴草、垃圾、塵土、跳蚤、臭虫、虱子什麼都有。解放后，我們必須好好加以整頓。等屋內打掃清潔干淨，有了秩序，陳設好了，再請客人進來。我們的真正朋友，可以早點進屋子來，也可以幫助我們做點整理工作，但別的客人得等一等，暫時還不能讓他們進門。”《毛澤東與外國首腦及記者會談錄》，台海出版社2012年版，第43頁。這便是“打掃干淨屋子再請客”的內涵，向蘇聯表明了立場。1949年6月30日，毛澤東發表著名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正式提出“一邊倒”的戰略方針，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將堅定不移地站在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一邊。

“一邊倒”的外交政策讓新生的人民政權穩住了陣腳。為了結交更多的國際朋友，毛澤東和周恩來等共產黨人又發揮智慧，提出一個適用於處理一切國家關系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新中國外交的一項長期戰略方針。1954年10月，印度總理尼赫魯訪問中國，毛澤東在會見尼赫魯時提出，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推廣到所有國家關系中去。毛澤東說：“我們在合作方面得到一條經驗：無論是人與人之間，政黨與政黨之間、國與國之間的合作，都必須是互利的，而不能使任何一方受到損害，如果任何一方受到損害，合作就不能維持下去。正因為這個原因，我們的五項原則之一就是互利平等。”1954年12月，毛澤東在接見緬甸總理吳努時再次指出：“五項原則是一個大的發展，還要根據五項原則做些事情。我們應該採取些步驟使五項原則具體實現，不要使五項原則成為抽象的原則，講講就算了。現在在世界上就有兩種態度，一種是講講就算了，另一種是要具體實現。英美也說要和平共處，但是它們是講講就算了的，真正要和平共處，它們就不干了。我們不要那樣，我們認為，五項原則是一個長期的方針。”《毛澤東與外國首腦及記者會談錄》，台海出版社2012年版，第66、69頁。中國政府積極倡導和宣傳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並很快得到世界各國的廣泛承認和肯定。1955年，亞非會議正式通過了《關於促進世界和平和合作宣言》，宣言中很好體現了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精神。毛澤東的世界眼光再次發揮智慧效用。

到了20世紀六七十年代，世界上各種勢力經過“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后，新的戰略格局形成。美國因深陷越戰泥潭，在美蘇爭霸中逐漸處於守勢﹔蘇聯則在國際事務中愈發表現出咄咄逼人之勢，對中國構成很大威脅。毛澤東敏銳地捕捉到世界格局的這一巨大變化，開始重新審視中美關系，並且利用美國的急切需要，推動中美關系走向緩和。1970年8月，毛澤東再次邀請老朋友斯諾來華做客，斯諾成為“文化大革命”開始后第一個被允許進入中國的西方記者。10月1日，毛澤東邀請斯諾夫婦登上天安門城樓並親自接見。第二天，一張主席與斯諾夫婦的合影照片刊登在了《人民日報》的顯著位置，這張照片可以看作毛澤東向美國政府發出的含蓄而又饒有深意的信號。12月18日，斯諾被毛澤東請進中南海，這次談話中，毛澤東明確表示願意同美國改善關系。毛澤東說：“尼克鬆願意來，我願意和他談。談得成也行，談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當做旅行者來談也行，當作總統來談也行。總而言之，都行。”《毛澤東與外國首腦及記者會談錄》，台海出版社2012年版，第246頁。1971年2月，斯諾離開中國，在意大利刊物上發表了他和毛澤東的談話，引起美國和全世界的巨大反響。隨后，毛澤東導演乒乓外交，中美關系大門打開。1972年2月21日，美國總統尼克鬆抵京訪華。當天，毛澤東便在中南海接見了尼克鬆一行，對峙長達四分之一世紀的兩個大國，開始實現關系正常化。

隨著中國和美國關系的逐步改善，一個新的世界政治地圖的輪廓開始形成。在這一背景之下，1974年2月22日，毛澤東在會見贊比亞總統卡翁達時，首次提出劃分三個世界的觀點。毛澤東說：“我看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中間派，日本、歐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們是第三世界。”毛澤東劃分三個世界的戰略對於維護中國國家安全，保衛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義，對於發展中國對外關系也產生積極效果，“三個世界”劃分理論和中國永不稱霸的承諾，引起第三世界國家的強烈反響和熱烈歡迎，在國際上產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響，大大提高了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的地位和聲望，再次展示了中國作為一個大國的良好風范。

延安時期，毛澤東主動與外國友人接觸和交流，向外部世界介紹中共及其革命，開啟中共“公共外交”之門﹔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繼續審時度勢，把握世界局勢發展變化之趨勢，制定出適應國情、世情的外交政策。這種接觸世界、對接世界的氣魄是毛澤東世界眼光的體現，為新中國“結交”到更多的國際友人、融入國際社會做出了巨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