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學賢
今年10月28日，紀念楊勇同志誕辰100周年座談會在北京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范長龍全面回顧了楊勇同志對黨忠誠、身經百戰、艱苦奮斗、無私奉獻的一生。
楊勇（1912-1983），長沙瀏陽人，胡耀邦表兄。早年就讀瀏陽縣立中學。1927年參加革命，曾參加瀏陽農軍進攻長沙。1930年參加紅軍，加入共產黨，歷任團、師政委，參加紅軍攻打長沙、五次反“圍剿”戰役及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任冀魯豫軍區副司令員等職。解放戰爭時期任二野第五兵團司令員等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員、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等職。1955年授上將軍銜。是中共十至十二屆中央委員，十二屆中央書記處書記。他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如雲戰將中是威名赫赫的“三楊”（楊勇、楊得志、楊成武）之一。在長征路上，在平型關大捷中，在解放大西南的隆隆炮聲裡，在硝煙彌漫的朝鮮戰場上，楊勇將軍智勇雙全，百戰百勝，勇冠三軍，深得毛澤東主席的喜愛，多次表揚他，稱其“耿直、剛毅”。
狠抓軍事訓練
卻為自己埋上了禍根
1958年9月20日，還在朝鮮組織志願軍回國工作的楊勇，被任命為北京軍區司令員、中共北京軍區委員會第一書記。回國后，周恩來設宴招待志願軍歸國代表團曾對他說：楊勇，把你派到毛主席身邊，一定要把志願軍的好作風帶回國內，把北京軍區建設好。楊勇深知，北京軍區極其重要的戰略地置，中央任命自己為北京軍區司令員、黨委第一書記，這是對自己的信任和鞭策。
這年楊勇被任命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北京軍區司令員。和平時期軍隊建設的各項工作，應該突出抓什麼?軍事訓練應該處於什麼地位?楊勇主張在部隊建設中必須突出軍事訓練的地位，各級領導干部必須牢固樹立以軍事訓練為中心的思想。因此，他在軍區召開的一些會議上多次強調指出，軍事訓練是部隊建設和戰爭准備的一項經常性重要工作，各級領導務必統籌安排各項工作，切實加強對軍事訓練的領導。
楊勇多次深入部隊調查了解軍事訓練情況，進行調查研究，他指出，軍事訓練必須按照新的條件、新的特點進行，全面提高部隊的軍事素質與政治素質，不能單純突出某一項。對怎樣正確培養訓練部隊作風，楊勇強調要注意糾正兩種傾向：一是要防止姑息、遷就﹔二是要防止片面性。那種把嚴格訓練和愛兵對立起來的觀點，是不利於把部隊放到大風大浪裡去經受鍛煉的﹔隻注意復雜條件下的訓練，把部隊搞得筋疲力盡，也不會培養出優良作風。正確的做法應當是，既要重視在復雜條件下鍛煉部隊，又要注意在平時、在每個細小環節上磨煉部隊的優良作風。
1961年元旦過后，北京軍區召開參謀工作會議和政治工作會議。楊勇在這兩個會議上講話，主要講了大力改進作風的問題，提出了“實”、“重”、“斗”的要求。“實”就是實際、扎實、落實，實事求是﹔“重”就是工作有重點，要抓中心環節﹔“斗”，就是要為堅持原則而開展積極的思想斗爭。
1964年1月3日，中央軍委轉發葉劍英建議在全軍推廣郭興福教學法的報告后，全軍迅速掀起群眾性的練兵熱潮。楊勇在北京軍區積極推動這一活動，他和政治委員廖漢生兩次組織軍師團領導干部到南京軍區參觀學習，並組織軍訓部門印發教材。軍區還專門發出學習郭興福教學法的號召，要求各單位舉行各自的匯報表演或比武大會，檢驗訓練效果，促進比、學、趕、幫活動的深入，同時選拔尖子選手參加軍區的比武。
在軍區黨委領導和楊勇、廖漢生主持下，北京軍區軍事訓練出現了空前的好成績：五大技術過得硬的連隊不斷涌現，“夜老虎”連、“飛毛腿”連、“鐵腳板”連……比武場上顯神威。戰士們個個身手不凡，有左右“開弓”百發百中的神槍手，有矯健敏捷像猿猴一樣攀登樓房的偵察兵，有開著汽車在兩條懸空的鋼軌上進退自如的駕駛員。北京軍區軍事訓練的好局面，引起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領導的關注，國家機關、兄弟軍區紛紛前來參觀“尖子”分隊的表演。
1964年3月3日，總參謀長羅瑞卿觀看北京軍區尖子分隊表演后，對軍區領導說：“你們不僅學習了郭興福教學法，還有創造，有發展。”5月，北京軍區在天津楊村召開訓練現場會，檢驗培養“尖子”的成果。12日至21日，周恩來、賀龍、陳毅、彭真、羅瑞卿等領導先后觀看現場會的訓練表演。
表演結束后，周恩來高興地對楊勇說：“好！兵就是應當這樣練。政治上強，再加上過硬的技術，軍隊練成這個樣子，那就什麼敵人也奈何我們不得。”陳毅也說：“打得准，有成績，這是軍事歷史上破天荒的，世界訓練史上也是破天荒的。”
此時，中共中央正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賀龍覺得這樣精彩的表演，應該讓中央領導也看一看，便向毛澤東匯報了北京軍區楊村軍事訓練表演的情況，毛澤東聽后非常高興地說：“這樣的好事，你為什麼不邀請我去看看呢？”據此，中央軍委決定調北京、濟南軍區部分表演分隊進京進行匯報表演。
6月13日、16日，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董必武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分別在北京西山、陽坊、十三陵觀看北京、濟南軍區部隊的軍事訓練匯報表演。表演項目排得滿滿的，官兵們的精湛武藝，引來一陣又一陣掌聲和笑聲。場上最活躍的就是羅瑞卿、楊勇和濟南軍區司令員楊得志。射擊表演結束后，羅瑞卿拿過優秀射手宋世哲的半自動步槍給毛澤東看，毛澤東興致勃勃地拿過槍，瞇起一隻眼睛，做了一個瞄准的動作，攝影師抓住機會搶拍了這個珍貴的鏡頭。照片上3人，除毛澤東外，還有楊勇和楊得志。兩天的軍事訓練匯報表演，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一直看得興高採烈，對官兵們的過硬軍事本領給予高度贊揚，要求在全軍普及推廣。全軍部隊認真貫徹毛澤東和中央軍委的指示，迅速掀起一個以基礎訓練為主要內容的群眾性練兵比武運動。
落實毛澤東和中央軍委關於軍事訓練尖子分隊要普及的指示，楊勇和北京軍區其他領導做了大量工作。9月下旬，楊勇陪同羅瑞卿到張家口、張北、承德等地視察部隊。每到一個部隊，楊勇都強調要借大比武的東風，在進一步抓緊軍事訓練的同時，還要比政治、比作風、比生產，比整體軍政素質的提高，堅決反對錦標主義、形式主義和弄虛作假，實事求是地提高全區部隊戰斗力。這一年，北京軍區推廣郭興福教學法，引導部隊開展由個人尖子到整連、整營成建制地嚴格訓練，組織了一些小型比武和定期考核驗收，大大推進了全區部隊的軍事訓練。
正當全軍群眾性練兵活動轟轟烈烈向前推進時，林彪抓住大比武活動中的一些枝節問題，指責大比武是“搞錦標主義”、“形式主義”、“弄虛作假”、“方向有些偏”。12月29日，林彪召見總政治部領導說：“現在出現了不好的苗頭，軍事訓練搞得太突出，時間佔得太多，軍政工作比例有些失調，沖擊了政治”等等，從而全盤否定了群眾性練兵活動。林彪還提出：1965年的工作要“突出政治”，今后兩三年內不要搞全軍性的比武，軍區、軍、師大規模的比武也都不搞。
林彪全盤否定軍事訓練及大比武的講話和“突出政治”的主張提出后，軍隊許多領導干部表示了異議。1965年1月上旬，在北京召開的軍委辦公會議第八次擴大會議上，各大單位領導在發言中充分肯定大比武活動，指出這是人民解放軍抓軍事訓練的最好時期，帶動了其他各項工作，成績是主要的，方向是對的。政治工作也落到了實處，獲得了軍政雙豐收。楊勇發言說，比武成績是主要的，要說打破教條主義，這次看來才是真正打破了。至於忙亂，是過去就有的，相反近兩年還好一些。尖子大部分是真的，普及還是要提。主席、各元帥、總長都講了，現在不提不好。
軍委辦公會議第八次擴大會議之后，從1月中旬至2月底，北京軍區相繼召開了常委會、黨委會和黨員代表大會。會議期間，楊勇看到了林彪批發葉群在廣州軍區某部一連“蹲點”炮制的《關於一連單純軍事觀點的調查報告》。當即氣憤地說：“這個報告不符合我們軍區的實際。”政治委員廖漢生也同意楊勇的看法。他們頂住壓力，堅持在黨代會決議中寫上了“1965年要更高地舉起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突出政治，保証生產、訓練不退下來。”
楊勇意料不到的是，“保証生產、訓練不退下來”這句話，“文化大革命”中竟成了他以軍事訓練沖擊政治的“罪行”。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開始。“文革”的錯誤思潮蔓延到軍隊，一大批開創新中國的功臣、戰將成了被批斗的對象，楊勇也不例外。早就把楊勇當作其篡黨奪權障礙的林彪，以“彭(德懷)、黃(克誠)集團漏網分子”的罪名，對楊勇進行政治誣陷，認定楊勇1965年在北京軍區黨代會上提出的“一個突出(政治)、兩個不退(訓練、生產)”是“三反言行”。
此時的楊勇正籌建北京地下鐵道修建工作。12月，楊勇最后一次主持召開地鐵領導小組會議。這時，領導小組副組長萬裡開始受到“文革”的沖擊，楊勇也遭到林彪、江青一伙的非難，他頂著壓力，要求施工部隊加強管理，抓好施工安全，一定要按照毛澤東的要求，按期完成地鐵修建任務。不久，楊勇便蒙受不白之冤，被非法隔離審查。讓楊勇感到寬慰的是，地鐵建設盡管受“文革”災難的影響而放慢了施工進度，但並沒有半途而廢，而是繼續進行著，並於1969年國慶節前夕建成通車。
1967年1月21日清晨，正籌劃一次軍事演習的楊勇，在北京衛戍區小食堂被“造反派”抓走。“造反派”在軍區大院野蠻地游斗楊勇，逼迫楊勇低頭認罪，承認自己是“三反分子”。楊勇坦然地說：“我楊勇一不反黨，二不反毛主席，三不反社會主義。如果有錯誤，歡迎批評。”面對無休止的批斗，楊勇進行了頑強的抗爭。不久，欲置他於死地的林彪，下令將他秘密關押，非法囚禁。
1969年4月，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毛澤東在講話中提到楊勇：有些地方對干部就是揪住不放，有些人將來還是要工作的，群眾理解了，就解放他們。北京的楊勇是怎麼回事?……這些人總還是有功勞吧！
5月14 日，周恩來在中央國家機關干部大會上傳達中共九大精神及毛澤東在九大期間的幾次講話，強調要落實毛澤東的指示，准備打仗，落實干部政策，其中就包括關於楊勇的內容。
然而林彪一伙不僅沒有“句句照辦”，反而加劇了對楊勇的迫害。1970年2月，楊勇被轉移到河北邯鄲裴堡農場“勞動改造”。 在農場，楊勇的腿被摔斷了，傷口發炎，持續高燒。幾經周折，才被允許送往石家庄和平醫院治療，並決定就地手術。楊勇不同意，要求立即報告中央，回北京治療。院方請示上級，答復就在石家庄手術。楊勇的夫人林彬得知這一情況后，心急如焚地給周恩來寫了一封信。周恩來馬上指示有關部門，立即派飛機把高燒不止的楊勇接回北京，住進解放軍總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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