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向來沉穩，且有忍耐力，為人處世，遵從“得體”二字。在1993年、1994年前后，母親身體還非常好的時候，她每天的睡眠也就三到四個小時。白天，有各式各樣的人物來訪問，晚上，一撥又一撥的人等著要見母親。那時候，我家裡有兩部固定電話，兩個手機，基本上是不停地接。作為我爺爺的兒媳，我母親需要面對全國和國外的許多人。一個人在有事情處理不完的時候，一定會有一種急躁的情緒，但這種情緒，我從未在母親的身上看到過，她有著非常強大的耐力。
想見母親的人很多。有一次，景德鎮的一個同志來中央黨校學習，剛好同學裡有軍事科學院的人，景德鎮的同志得知，就想請同學幫忙引薦一下，想請我母親在紀念封上簽名留念。我母親得知，二話沒說，就在送來的紀念封上簽了，而且還請我父親也簽了名，落款特地寫上了我父親的蘇聯名字。景德鎮的同志拿到后，十分滿意和欣喜。這種探訪，甚至母親生病時都沒有斷過。做完手術后，母親的胳膊抬不起來，有朋友一直想見我母親，大老遠慕名而來，母親見了。朋友說想要請母親簽名，母親笑笑說，手已經不能寫字了，就合個影吧。
對待國內的朋友是這樣，對待國外的來客，母親也同樣很有分寸。母親在軍事科學院對外學術聯絡處做副處長時，有一回，法國的一家電視台要採訪母親。採訪過程是聯絡處安排的，但採訪時旁人不能在側。訪問結束后，法國的記者用英文說，This lady is so modest。“modest”，得體的，有分寸的。母親接受的採訪很多，但被一個挑剔的法國電視台的記者採訪后，都能得到如此評價，實是難得。當說的說，不當說的不說，母親儒雅的應對，讓許多人佩服。
母親對個人名利從來看得很淡。1979年，第一次機關定職的時候，母親被定為副營職，而比她晚入職的一些同事，都定了正營職，在同事們看來，像我母親這樣一個經歷過革命戰爭年代的“老革命”，坐過敵人的監獄，又是北京大學的老大學生，還是毛主席的兒媳婦，似乎應該得到更好的職位，更高的級別。可母親不這麼認為，她覺得自己無論在什麼職位上都是為人民服務，都應該做好。在職位高低問題上，母親從來沒有抱怨過，也從未因為這個事找過領導。在她病重的時候，正好趕上中國攝影家協會改選。母親叮囑大家，一定要把自己的真實情況向組織反映。
| 相關專題 |
| · 圖書連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