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多歲的母親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面對未來，她對自己的前途感到惶恐萬狀，這時有人也好心勸她：你媽媽退休了，岸青身體也不好，孩子正上學，你還是安心當個家庭主婦吧。再說，你吃不愁穿不愁，僅一個毛澤東兒媳的頭銜和光環，走遍天下無難事，你就知足吧！
父親在書房看書，母親盯著韓愈的《送孟東野序》：“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她邊看邊開始沉思默想。
忽然，她從父親從前編譯的書裡得到了啟示：“我的腦子怎麼就轉不過彎呢，爸爸雖然走了，但他和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開創的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並不因此而倒退。爸爸一生創立的偉大學說、領導的偉大實踐、嘗試的偉大探索與日月同輝，與世長存。他堅定的理想信念、豐富的思想內涵、高超的指揮才能、強大的人格魅力、不屈的民族氣節、昂揚的戰斗精神，都給中華兒女留下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精神財富。他的一生為國為民，大公無私﹔他的一生艱苦朴素，清正廉潔﹔他的一生學用一體，創造創新……這份金燦燦沉甸甸的政治遺產，首先應該由毛家后人來繼承、來學習、來研究、來實踐……”
母親眼前豁然一亮，一下子找准了自己后半生奮斗的方位：做一個學習、研究、宣傳和實踐毛澤東思想的小學生、宣傳員、輔導員，讓更多的人從主席兒媳的角度，去近距離地認識生活中的毛澤東，一個感情豐富、有血有肉的毛澤東，一個文武雙全、表裡如一的毛澤東……
萬事開頭難。母親眼前的爺爺不僅和藹可親、談笑風生，而且有一種大山高不可攀、大海深不可測的感覺。毛家人的家史，爺爺誕生的時代背景，爺爺的童年和青少年，爺爺在民國初期的活動，爺爺與五四運動，爺爺與中國共產黨的創建，爺爺與工人運動、農民運動、武裝斗爭……母親列了一長串問題，而要回答每一個問題，似乎都是一項浩瀚的工程。
爺爺的一生像一部波瀾壯闊的史詩，母親要尋找這部史詩的源頭——爺爺怎麼由一個韶山沖地地道道的農家孩子，成長為搖山撼岳的民族救星、翻江倒海的時代先鋒、頂天立地的歷史巨人！
書到用時方恨少，此時的母親頓時覺得自己的知識那麼貧乏。僅靠零碎的生活積累和表面化的感性認識，根本無法破譯爺爺和他領導的共產黨人共同創造的時代偉業的密碼。爺爺在世時，母親的確讀了不少老人家的著作，也有很多的心得體會，但那大多還停留在子女對父親的敬重與崇拜，還只是局限於知其一不知其二、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初級階段。
開弓沒有回頭箭。母親與父親構思著一個龐大的資料搜集計劃，外婆也參與其中出謀劃策。此后，母親就不時地往返於軍事科學院圖書館、中央黨校、中央文獻研究室、國家新聞出版總署、解放軍出版社等部門，凡是涉及爺爺的出版物，或借或買，都要想辦法去查看。此外，母親和韶山、井岡山、遵義、延安、西柏坡等革命根據地聯系，得到他們的幫助。她還利用看望黨和國家領導人、老紅軍、老英雄的機會，向他們匯報情況，請求指點。她還走訪曾在爺爺身邊工作過的衛士、醫生等，了解老人家晚年的工作生活情況。慢慢地，她陸續搜集到了許多解放區、紅色根據地、國民黨統治區甚至民國時期的資料，包括民間手抄本以及國外有關爺爺的出版物。這些資料堆滿了一個書架又一個書架，而外婆和父親又是最忠實的圖書管理員，配備給外婆和父親的工作人員（包括我在內），也主動當起了搬運工……
母親靜下心來，一頭鑽進了這些寶貴的資料裡。書桌上、書架上夾滿了書簽，偶爾發現一個新資料，她便嘖嘖感嘆：終於找到了一個新的線索！特別是對爺爺青少年時代的珍貴文獻，她更是如獲至寶，小心翼翼地把它們專門保管在一個櫃子裡。而讀書筆記，記了一本又一本，摞起來差不多堆成了小山。而且她讀書速度越來越快，在字裡行間尋找著有價值的線索。
母親發現，爺爺小時候上私塾讀的照例也是《三字經》、《百家姓》、《增廣賢文》等啟蒙讀物。爺爺背誦“四書”、“五經”，還走火入魔似的對《水滸傳》、《西游記》、《三國演義》、《精忠傳》等禁書產生了極大興趣。他還特別喜歡指揮和操練光著屁股的“猴孩兒”和“牛魔王”。
母親發現，1910年爺爺離開韶山之前，讀過《盛世危言》那樣的關於時局的書，卻沒有見過一張報紙，也不清楚從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到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戰爭，清王朝已經奄奄一息﹔幾乎沒人提起過康有為、梁啟超的維新變法和孫中山革命黨人的革命活動。韶山的閉塞和落后，社會組織的鬆散與遲鈍，是那時候整個中國農村的縮影。
1910年秋天，爺爺進入湘鄉縣東山小學，不久他便以第一名的成績令人刮目相看。他在這裡讀了《史記》和《資治通鑒》，對中國歷史有了更深的了解。他在從同學那裡借來的《世界英雄豪杰傳》中，結識了華盛頓、林肯、拿破侖、彼得大帝等外國名人，於是，世界向他敞開了另一扇窗口。
母親又驚奇地在一份資料上發現，隻有十七歲的爺爺在一張舊《新民叢報》“論國家思想”一文的空白處寫道：“正式而成立者，立憲之國家，憲法為人民所制定，君主為人民所擁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專制之國家，法令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悅誠服者。前者，如現今之英、日諸國﹔后者，如中國數千年來盜竊得國之列朝也。”這是迄今為止爺爺最早的政論記錄。
爺爺還對同學蕭子升說：“中國積弱不振，要使它富強、獨立起來，要有很長的時間。但是，時間長不要緊，你看華盛頓不是經過八年戰爭之后，才得勝利，建立了美國嗎？ 我們也要准備長期奮斗，干出一番事業來！”——這是十七歲的爺爺的“天問”。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了，很快也引爆了長沙的起義。十八歲的爺爺隨即投入革命軍，到湖南新軍二十五混成協五十標第一營左隊當了一名列兵。爺爺趕上了這個推翻清王朝腐敗統治、為民族出力的機會。盡管后來的革命成果讓袁世凱竊取了，但爺爺學會了基本的軍事本領並了解了新式軍隊的組織形式。更重要的是，在軍營裡第一次從《湘漢新聞》中學到了“社會主義”這個新名詞。辛亥革命成功了，半年后，爺爺決心退出軍隊，繼續求學，他先后報考了警察學校、肥皂制造學校、法政學堂等，最后確定去省立第一中學學習並以第一名的成績被錄取。
半年后的一天，爺爺按照柳潛老師布置的“實切社會立論”作文，寫了一篇《商鞅徙木立信論》。商鞅“徙木立信”的故事說的是，戰國時期偉大的改革家商鞅在秦國推行變法，為了取信於民，就在秦國都城的南門外豎了一根木樁，宣布誰能把它搬走，就賞他十兩金子。這根木樁很容易搬動，但賞金卻這麼多，剛開始誰也不相信會有這樣的好事，沒有人敢去搬。商鞅見沒人響應，又宣布，誰能搬，賞金將提高到五十兩。后來一個膽大的人上前搬走了木樁，商鞅當即兌現了賞金。人們這才相信政府說話是算數的。商鞅隨即頒布新法，在全國推廣。
爺爺在這篇作文中，借用這一歷史故事，聯系當時的社會現實，揭露了長期以來封建統治者失信於民和愚民政策的本質。他在文章中寫道：“吾於名是知數千年來民智黑暗，國幾蹈於淪亡之慘境有由來也。 ”
這是爺爺早年現存的第一篇文章。全文僅四百多字，老師的批語卻有一百四十多字，他寫道：“實切社會立論，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報筆，而義法亦骎骎入古。”並感嘆：“歷觀生作，練成一色文字，自是偉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
那時候，年輕的爺爺還從柳潛老師那裡借得一本《御批歷代通鑒輯覽》，從中看到了歷代帝王斷言、預測、獎懲、評判、納諫、任用、征戰、濟民等方法，這使他開闊了眼界，從而逐步培養出登高遠望、統馭全局的本領。
然而此時，省立第一中學已經容不下爺爺這匹桀驁不馴的千裡馬。他做出退學決定的那一天，不少師生大失所望，認為他腦子一定出了毛病——他的學業優異，而且學校和老師又對他寄予厚望。可他怎麼就做出這個荒唐決定呢？他在想什麼，到底要去哪裡？
原來，省立第一中學呆板的教育模式和過於陳舊的課程，實在不能滿足爺爺獲得更多知識的欲望。他頭也不回地寄居到長沙新安巷的湘鄉會館，每天徒步到瀏陽門外定王台的湖南省立圖書館自學，一頭扎進西方十八、十九世紀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和近代科學著作的新天地。達爾文的《物種起源》、盧梭的《民約論》、亞當•斯密的《原富》、赫胥黎的《天演論》等，都為他敞開了一扇扇明亮的窗戶。他驚訝地發現中國在世界上的真實位置，他覺得自己作為中國人，理應為中華崛起而努力……后來他自己回憶說：“我忘記了疲勞，忘記了飢餓和寒冷，貪婪地讀，猛烈地讀，就像牛闖進了人家的菜園，嘗到了菜的味道，就拼命地吃一樣。”
母親對爺爺這一時期進行了總結：爸爸在私塾時就學完了大孩子才能讀懂的文章，上小學時已經博覽了大人也不容易啃動的書籍，上中學時研究了歷代帝王治國的學問，二十歲時就敢於挑戰自我，打破常規，與世界巨人對話。這些超群的品質、超凡的膽略、超前的舉動，對他以后的革命活動和治國理念都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后來他許多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行為方式，都可以在他二十歲以前找到影子。
1913年春天，爺爺因為經濟拮據不得不放棄苦行僧式的自學生活，報考了不收學費的五年制的湖南省立第四師范學校。
1914年春，第四師范合並到第一師范。在當時的湖南，一師堪稱培養新青年的搖籃。這裡有一批思想進步、知識淵博的教師，如我的外曾祖父楊昌濟以及徐特立、黎錦熙、王季范等。爺爺在這裡還結識了蔡和森、張昆弟、周世釗、李維漢、何叔衡等一批青年才俊，其中許多人成為當時社會革命的急先鋒。
而歷史上湖南形成的“推崇性理哲學、強調經世致用、主張躬身實踐”的湘學士風，以及涌現出來的變革名流如魏源、譚嗣同、唐才常、熊希齡、黃興、蔡鍔、陳天華、宋教仁等，都對爺爺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早期發起洋務運動的曾國藩、左宗棠、曾國荃等，都給爺爺一定的啟示。他從《曾文正公家書》、《曾文正公日記》裡吸取了一些精髓：“言士要轉移世風，當重兩義：曰厚曰實。厚者勿忌人﹔實則不說大話，不好虛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談過高之理。”爺爺1917年8月23日給黎錦熙老師寫信說：“愚於近人，獨服曾文正。”
在一師，對爺爺影響最大的老師是教倫理學的我的外曾祖父楊昌濟。他要求學生“高尚其理想”、“有獨立心”、能“立定腳跟”，學問要“貫通古今，融合中西”，這更堅定了爺爺立志“於國於群”的人生信念。外曾祖父對爺爺非常欣賞和器重，他在1915年4月5日的日記中寫道：
毛生澤東，言其所居之地為湘潭與湘鄉連界之地……渠之先父亦務農，現業轉販﹔其弟亦務農，其外家為湘鄉人，亦農家也，而資質俊秀若此，殊為難得。余因以農家多出異材，引曾滌生、梁任公（梁啟超）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務農二年，民國反正時又曾當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歷也。
爺爺以史為師為鑒，以天下名士為楷為模，眼睛始終盯住“做大事、做實事”的風雲人物，如飢似渴地吮吸著他們身上最優秀的品德、最杰出的智慧，立志成為棟梁之材，勇於擔當起救國救民的重任。
1915年5月7日，袁世凱在日本政府的威逼利誘下，准備接受吞噬中國主權的“二十一條”。消息傳出，舉國憤慨，一師師生將反對賣國條約的言論編印成冊，題名《明恥篇》，爺爺在封面上寫下“五月七日，民國奇恥﹔何以報仇？在我學子！”的誓言，從此對日本這個島國保持了高度警惕。
7月25日，爺爺就日本內閣重組在給同學蕭子升的信中說：“無論何人執政，其對我政策不易。思之思之，日人誠我國勁敵！”他敏感地覺察到日本亡我之心不死，大膽斷言中日之間“二十年內，非一戰不足以圖存，而國人猶沉酣未覺，注意東事少。愚意吾儕無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孫，止有磨礪以待日本”。不出所料，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佔我東三省﹔1937年7月7日，日本侵華戰爭全面爆發。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20世紀初葉的中國四分五裂，軍閥混戰，列強乘虛而入，反客為主，四萬萬同胞皆牛皆馬。爺爺哀民憂國，努力在中西學說裡尋找“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救國大道。1917年，他在鮑爾生《倫理學原理》一書中批語道：
吾意必須再造之，使其如物質之由毀而成，如孩兒之從母腹胎生也。國家如此，民族亦然，人類亦然。各世紀中，各民族起各種之大革命，時時滌舊，染而新之，皆生死成毀之大變化也。宇宙之毀也亦然。宇宙之毀決不終毀也，其毀於此者必成於彼無疑也。吾人甚盼望其毀，新得宇宙，豈不愈於舊宇宙耶！
爺爺就這樣一步步探求著改造舊世界的支點，在黑暗中尋找一根碩大的杠杆，思考著如何萬眾一心起來撬翻這個不屬於人民的天下！
爺爺還批語道：
河出潼關，因有太華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風回三峽，因有巫山為隔，而風力益增其怒號。
1917年8月23日，爺爺在給黎錦熙老師的信中還寫道：
今日變法，俱從枝節入手，如議會、憲法、總統、內閣、軍事、實業、教育，一切皆枝節也。枝節亦不可少，惟此等枝節，必有本原。
而什麼是爺爺的大本大原呢？他給自己不斷地提出難題，盡管他“自揣固未嘗立志，對於宇宙，對於人生，對於國家，對於教育，作何主張，均茫然未定”，但他身邊已經積滿了干柴，唯所缺乏的是火種。“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他希望在茫茫暗夜中尋找到救國真理，來照亮萬裡神州。
1917年4月1日，他寫的《體育之研究》經恩師楊昌濟的推薦，發表在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雜志上，這是他第一次公開發表並以“二十八畫生”署名的論文，全文約七千字。他在文章裡開宗明義，把體育和國力聯系起來。他認為：身體是知識和道德的載體，在中學和中學以上，應該實行德、智、體“三育並重”。針對重文輕武的頹風，他提出了一個口號：“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蠻其體魄。”可以說，這篇《體育之研究》主要不是對體育這個運動形式的研究，爺爺是想借此提倡武勇世風和充滿朝氣的積極向上的人生觀。這期間，他還在日記裡寫下了那句在日后非常著名的話：“與天奮斗，其樂無窮﹔與地奮斗，其樂無窮﹔與人奮斗，其樂無窮。”這可以說是他后來搏浪大海、暢游長江的精神源頭。
1978年12月，在爺爺生日前夕，母親終於完成了對爺爺體育思想的研究，寫下了一篇《爸爸希望我們壯健和進步》。她在文中寫道：
二十年前，爸爸迎著一月的寒風，在邕江冰冷的江水裡，搏擊風浪，進行冬泳鍛煉。十二年前，七十三歲高齡的爸爸，仍以偉大的氣魄，暢游浩瀚的長江，游程達三十華裡。晚年，他老人家腿不好，起坐都非常困難，仍然以驚人的毅力，拄著棍堅持鍛煉……要德、智、體全面發展，這是爸爸的一貫思想……
爺爺從雛鳥變成搏擊長空的雄鷹，從雄鷹變成展翅九萬裡、背負青天朝下看的北溟鯤鵬，即將獻身到一場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革命風暴之中。
1918年4月14日，爺爺發起的一個嶄新的革命社團——新民學會在蔡和森家裡召開了成立會議。會議確立了“革新學術，砥礪品行，改良人心風俗”的宗旨，規定了“不虛偽、不懶惰、不浪費、不賭博、不狎妓”的五不紀律。不久，爺爺代替前往法國的蕭子升擔任社團總干事。
1918年8月15日，結束了五年半師范學校生活的爺爺，與李維漢、羅章龍等二十多名同學一起，第一次走出湖南，前往北京組織赴法勤工儉學事宜。原來，師范畢業的爺爺正在思考著人生去向，恰好收到了蔡和森從北京的來信。信中轉告了已在北大哲學系任教授的楊昌濟先生的意見：“師頗希望兄入北京大學，以打下可大可久之基。”而湖南政局混亂，“教育摧殘殆盡，必至無學可求”，所以他們結伴北上，借法國在華招募華工之機，前往法國勤工儉學。
或者又是經費不足的原因，爺爺失去了一次極其重要的出國機會。他既沒有像羅章龍那樣考進北大預科，也沒有像蔡和森一樣遠赴法國，而是經楊昌濟先生的介紹，到李大釗任館長的北大圖書館當了一名圖書管理員。昔日在報刊上仰慕的陳獨秀、李大釗、梁漱溟等名流學者，現在他卻可以直接聆聽他們的講演甚至登門拜訪。更為重要的是，他在圖書館“認識”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這幾個“離經叛道”的西方思想家。但他在初次接觸這些理論體系之時，並沒有一下子把他們攬在懷裡，他要在細嚼慢咽、消化吸收后再予以考慮。他在馬克思主義與無政府主義之間進行選擇。此時，已經二十六歲的爺爺雖說還孑然一身，但他胸中裝下的卻是一個即將孕育的新國家。
在仔細研讀爺爺的詩詞作品的過程中，母親感受到理論和實踐經驗給予了爺爺無限的革命信心。1923年爺爺在《賀新郎•別友》中說，“要似那昆侖崩絕壁，又恰似台風掃環宇。重比翼，和雲翥。”1925年，爺爺又寫了《沁園春•長沙》，“鷹擊長空，魚翔淺底，萬類霜天競自由。悵寥廓，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詞作大氣磅礡，充分彰顯了爺爺博大的胸懷。1930年，爺爺創作了《蝶戀花•從汀州向長沙》，其中說道，“國際悲歌歌一曲，狂飆為我從天落。”字裡行間，革命的豪情噴薄而出。母親忍不住要去探究這一革命豪情的源頭，她又一頭鑽進了歷史材料中，努力從爺爺的人生軌跡中感受其思想轉變。
1919年4月，爺爺在上海送走了第一批到法國勤工儉學的新民學會的會友之后，帶著許多剛剛學到的新思想和活動經驗回到長沙。經在修業小學任教的同學周世釗的介紹，擔任了這個學校的歷史教員。在這裡，他積極聯絡新民學會會友，准備進一步開展湖南的反帝愛國運動。沒過多久，五四運動爆發了。
過了沒幾天，北京學生聯合會就派鄧中夏回湖南向毛澤東、何叔衡等介紹了北京學生運動情況，商量改組湖南學生聯合會，以便發動湖南學生響應北京的愛國運動。
爺爺第一次跨出學界圈子，提出了“民眾的大聯合”思想。同時，根據爺爺的提議，湖南學聯決定創辦《湘江評論》雜志，並由爺爺擔任主編和主要撰稿人。
7月4日，《湘江評論》首刊號正式出版。在《創刊宣言》中，爺爺用他那鮮明的思想、犀利的筆鋒吶喊道：“時機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閘門動了，且開了！浩浩蕩蕩的新思潮業已奔騰澎湃於湘江兩岸了！順它的生，逆它的死。如何研究它？如何施行它？這是我們全體湘人最切最要的大問題，即是《湘江評論》最切最要的大任務。”“世界什麼問題最大？吃飯的問題最大。什麼力量最強？民眾聯合的力量最強。什麼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軍閥不要怕，資本家不要怕！”《宣言》充分體現了爺爺大無畏的革命家品質，敢於反抗帝國主義、封建軍閥的高昂革命氣概以及雄辯的政治家才能……
母親一邊尋訪著爺爺的身影，一邊被爺爺這種追求真理、探尋強國之路的精神感染著，振奮著。她也不停地將少年的爺爺、青年的爺爺、中年的爺爺和老年的爺爺反復比照。她驚奇地發現，爺爺有很多兒時的天真、少年的夢想、青年的沖動，都真切地反映在他的革命生涯中。有的治國安民的“藍圖”，在他最富有幻想的青少年時代設計的草圖中都能找到緣由。爺爺一生提出的許多著名觀點：號召知識分子要與工農兵相結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以及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領導掃盲運動、體育運動、鏟除賣淫嫖娼吸毒等移風易俗運動甚至包括人民公社運動，以及全民皆兵等，都可以在他五四運動前后的思想中找到發端和軌跡……
在主編五期《湘江評論》的一個多月裡，爺爺除自己動手編輯稿件、排版校對，有時還要上街叫賣。他還先后撰寫了四十多篇新聞、評論、雜文等，幾乎抓住一切機會，全力開拓著《湘江評論》這塊處女地。
爺爺的一篇長文《民眾的大聯合》，連載於第二、三、四期上，第一次熱情謳歌俄國十月革命：“俄羅斯打倒貴族，驅逐富人，勞農兩界合立了委辦政府，紅旗軍東馳西突，掃蕩了多少敵人，協約國為之改容，全世界為之震動。”也是第一次提出並號召佔中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工人、學生、教員、婦女各界聯合起來，最終實現民眾的大聯合。並且預言：“中國民族的大聯合將比任何地域、任何民族的聯合都先告成功。”“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干，誰干？刻不容緩的民眾大聯合，我們應該積極進行！”“諸君！諸君！我們總要努力！我們總要拼命向前！我們黃金的世界，光華燦爛的世界，就在前面！”
《湘江評論》引起很大轟動，遠在北京主編《每周評論》的胡適，在第三十六期以“介紹新出版物”為題，特地向讀者介紹和推薦《湘江評論》。《新青年》等激進刊物也紛紛轉載或予以評價。同時，《湘江評論》也引起湖南軍閥張敬堯的不滿，他以宣傳“過激主義”的罪名將它停刊，強行解散了湖南學生聯合會。但是，爺爺撒播的火種已經開始燃燒，張敬堯豈能一手遮天！
此后，爺爺一邊繼續向《大公報》以及外埠刊物投寄稿件，一邊熱切地構思著他理想中的新時代——新青年的新中國。1919年12月1日，《湖南教育月刊》上刊登了他的《學生之工作》：創造新藍圖，實行新教育，讓學生在農村半工半讀，再由這些學生創造新家庭，把若干個新家庭合在一起，就可以創造一個新社會。在這個新社會裡設立公共育兒院、公共蒙養院、公共學校、公共圖書館、公共銀行、公共農場、公共工廠、公共劇院、公共病院等，以后，把這些一個個新社會連成一片，國家便可以逐漸地從根本上改造成一個大的理想新村。
“張毒不除，湖南無望。”自湖南軍閥張敬堯蠻橫無理地查禁《湘江評論》的那一刻起，爺爺就把火力對准了這個臭名昭著的軍閥。9月中旬，爺爺召集原學聯干部研究驅張問題，指出北洋軍閥內部直、皖兩系發生內訌，是驅張的大好時機。並開始聯絡各界人士，准備開展一場聲勢浩大的驅張運動。12月2日，重新恢復的湖南學生聯合會聯絡各界代表，在教育會坪舉行第二次焚燒日貨大會，遭到了張敬堯的武力鎮壓。6日，學聯公開發表《驅張宣言》，確定長沙中等以上學校學生一致罷課。這是爺爺以小學教員的公開身份領導的第一次湖南全省的政治運動。運動組織之嚴密、參與者之多之廣、在全國影響之大，前所未有。在長沙各學校總罷課的同一天，學聯向北京、衡陽、常德、郴州、廣州、上海等地派出驅張請願團。18日，爺爺率領赴京代表團到達北京，並迅速組織了“旅京湖南各界聯合會”及“旅京湘人驅張各界委員會”，成立了平民通訊社，爺爺自任社長，起草並發出了大量驅張的稿件、電文、通電、宣言，分送全國各大報刊發表。爺爺還直接向北洋政府國務總理靳雲鵬面呈《請願書》，一時在全國造成了強大的驅張輿論浪潮。1920年6月，驅張運動最終在南方政府軍隊的直接參與下取得了最后的勝利。
在北京驅張活動期間，爺爺與李大釗接觸頻繁，與鄧中夏、何孟雄、羅章龍等並肩戰斗，並在他們舉辦的“亢幕義齋”（意即共產主義小室）閱讀並油印了劉仁靜翻譯的《共產黨宣言》。
1920年5月5日，爺爺與彭璜等到達上海，與正在組織籌建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的上海共產主義小組陳獨秀、李達、李漢俊等見面。爺爺向陳獨秀談了他將回湖南組織“湖南改造促進會”的一些計劃，共同圍繞馬克思主義展開討論。
之后，爺爺回到長沙，應聘擔任第一師范附屬小學的主事（校長），還兼任第一師范的國文教員和一個班的級任（班主任）。9月15日，“湖南俄羅斯研究會”成立，爺爺被推為書記干事，利用刊物系統地介紹俄國共產黨的歷史、列寧的歷史等，籌備派人赴俄羅斯實際考察，提倡赴俄勤工儉學，先后介紹劉少奇、任弼時、蕭勁光等十六名進步青年到上海外國語學校學習俄文，然后赴俄留學。
俄國十月革命的曙光，盡管給爺爺開啟了一扇大門，但中國的國情畢竟不同於俄羅斯，南方革命政府與北洋軍閥之間的力量對比還遠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在此情況下，爺爺又在書案前設計他的“湖南共和國”建設方案，試圖利用湖南督軍譚延闿的進步一面，進而首先把湖南改造成一個民選的、自治的、革命的政府。為此他又是擬制“湖南憲法”，又是組織游行請願，但他沒有料想到，譚督軍是一個葉公好龍式的人物，一場和平革命失敗了。
這一年的11月下旬，爺爺身心疲憊地離開長沙，回到韶山。但他沒有氣餒，頻繁地與各地的同學保持著通信聯系。爺爺在給蔡和森的復信中明確表示：“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你這一封信見地極當，我沒有一個字不贊成。”
爺爺的第二十七個生日到了，他歷經曲折給自己找到了一份厚禮——馬克思的理論和十月革命的實踐經驗。
1921年元旦前夕，爺爺又回到了長沙。1月1日到3日，他與何叔衡等人召開新民學會新年大會，就“社會改良主義、社會民主主義、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溫和方法的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五個問題展開爭論，以多數票表決贊成爺爺等人選擇的布爾什維克主義，從而確立了新民學會的信仰綱領，並由此形成了以爺爺為核心的長沙共產主義小組。
1921年6月29日，爺爺和何叔衡代表湖南共產主義小組，秘密前往上海法租界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爺爺和何叔衡來到上海，與上海代表李達、李漢俊，北京代表張國燾、劉仁靜，湖北代表董必武、陳潭秋，山東代表王盡美、鄧恩銘，廣東代表陳公博，旅日學生代表周佛海，陳獨秀派來的代表包惠僧共十三人，代表全國五十三名黨員，借“北大師生暑期旅行團”的名義在上海開會。中共“一大”從7月23日開到31日，最后一天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的一條游船上。“一大”確定黨的名稱為中國共產黨，通過了黨綱，選舉陳獨秀、張國燾、李達組成中央局，陳獨秀為書記。
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的面目就煥然一新了。
母親就是用搜集資料、核查資料的方法研究爺爺，讓爺爺的形象更加凸顯，思想的演變過程也更加清晰。這樣一來，我們與爺爺更加親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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