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紅小鬼”蘇區立功

蒙冤“AB團”分子

正當胡耀邦領導兒童局工作開展得有聲有色之時，以王明“左”傾錯誤為標志的黨中央，對革命組織內部隱藏的階級敵人，作了過分夸大的估計，提出了一系列過“左”的肅反政策，並強令將湘贛根據地的大批領導干部當作“AB團反革命分子”列入肅反對象，責令省委進行“審理”。

“AB團”中的“A”字，是英文“反”字的第一個字母，即反對的意思。“B”字代表布爾什維克。“AB團”是國民黨右派1927年初建立的一個反共組織，幾個月后便被解散。但以王明為首的“左”傾機會主義者在中央佔據了領導地位，受其影響，湘贛蘇區的肅反工作出現了簡單化、擴大化的錯誤，錯殺了一批好干部、好同志。對一些被懷疑的對象隨意拘捕，大搞“逼、供、信”，嚴刑拷打，致使不少同志屈打成招，慘遭殺害。領導肅反的肅反委員會隻憑口供，不做調查，使許多革命同志含冤九泉。

湘贛省委書記王首道認為，對待肅反問題，必須慎之又慎，一定要重調查研究，重確鑿的証據，絕不能錯殺無辜。但蘇區中央局再三催促“速辦”，甚至指責省委在肅反問題上“右傾”，逼迫省委抓緊肅反工作。

當時的湘贛省總工會委員長“左”得出奇，他背著省委，挑選了一些戰士，成立了一個糾察隊，用逼供信的辦法，逼著一批戰士承認自己是“AB團”分子，全部將他們殺害。

蘇區中央局偏信湘贛省總工會委員長一面之詞，他打“小報告”說湘贛省委在肅反工作上軟弱無力，對“AB團”姑息縱容，從而爬上了肅反委員會主要負責人的寶座。此人心狠手辣，品質極壞（在長征時叛變）。他是湖南醴陵人，木匠出身。1932年4月任湘贛省總工會委員長，10月當選為中共湘贛省委候補常委。他任省總工會委員長時，就把工人糾察隊以“AB團”的罪名搞掉了。之后，糾察隊又重新抽調政治上可靠的骨干組成，結果又被他搞掉了。他任肅反委員會頭頭后，耀武揚威，首先加害於朱昌偕，逼得他在永新梅花山自殺身亡。

在這段時間，王首道與張啟龍等同志，較好地控制了肅反局面，保護了大批好同志。有的上級下令要殺，被抵制住，免遭殺害﹔有的上級下令要逮捕，他們沒有執行。后來中央認為他右傾，撤銷了他的湘贛省委書記職務。

面對湘贛蘇區大抓“AB團”的嚴峻局勢，引起大家的極度恐怖，到了人人自危的地步。胡耀邦感到無比困惑和迷茫，心中生起一陣陣疑團：“肅反”怎能如此胡來？昨天還是一起沖鋒陷陣、拼命工作的同志，今天怎麼就成了反革命？省委書記王首道不遺余力地領導蘇區軍民建設和保衛根據地，成績顯著，有目共睹，怎麼竟被撤銷職務，受到殘酷斗爭、無情打擊？

一場橫禍隨即降臨到他和譚啟龍的頭上。胡耀邦（時任湘贛兒童團團長）和譚啟龍（時任省少先隊隊長）的私下議論很快被省委政治保衛局知悉。加之胡耀邦的一個老師是“AB團”，他平日和這位老師在工作中接觸較多，胡耀邦又是一個讀過初中的“小知識分子”，湘贛省保衛局“順藤摸瓜”，認定胡耀邦也是“AB團”成員。1932年底，保衛局報肅反委員會同意，將他們兩人列入“AB團”分子名單，並停止了他們的工作。由於他倆是省裡兩個部門的領導，對他們的處理還需要提交省委常委會討論。會議一開始，肅反委員會頭頭當場宣布：譚啟龍、胡耀邦是新偵破的“AB團”分子，應立即逮捕。

到會的大部分同志感到很突然，不相信這是真的，不相信他們這兩個從小參加革命、對黨忠心耿耿、勤奮工作的“紅小鬼”，會是“AB團”分子。有的領導還說：抓了他們又怎麼辦？會場氣氛頓時緊張起來，空氣幾乎要凝固了。

沉默片刻，省委常委、省蘇維埃政府副主席譚余保站起來毫不含糊地說：“這兩個紅小鬼，出身苦，從小參加革命，工作一貫積極，思想活躍，直言快語我了解他們，他們怎麼會是‘AB團’分子呢？不能抓！”

當時，肖克、王震帶兵打仗在外，新委任的省委書記任弼時尚未到任，譚余保講話還是有些分量的，他的話使肅反委員會頭頭露出窘相，然而他硬是一口咬定胡耀邦和譚啟龍是“AB團”分子。

恰值少共中央局巡視員馮文彬列席這次會議，根據他在湘贛蘇區巡視、檢查了解到的情況，認為胡耀邦和譚啟龍是在革命隊伍中長大、工作很不錯的年輕干部，不可能是“AB團”分子，決心把他們保護下來。他看著肅反委員會頭頭與譚余保爭論不休，便起身堅毅地說道：“我正准備近兩天回中央蘇區匯報工作，這兩個人就讓我帶到中央蘇區去‘審查’吧！”

譚余保一聽，心想，馮巡視員這是要保他們，於是表示同意。肅反委員會頭頭覺得也有台階可下，沒有反對。其他與會者更不持異議。就這樣，胡耀邦和譚啟龍躲過了當“AB團”分子被殺害的厄運。

12月下旬，馮文彬帶著胡耀邦、譚啟龍，還有省總工會干部宋新懷等一起到了中央蘇區。

一天，天色陰沉，寒風凜冽，少共中央局書記顧作霖把少先隊中央總部部長張愛萍叫去，嚴肅地對他說：“交給你兩個‘AB團’嫌疑分子，是從蘇維埃湘贛轉過來的。對他們要認真審查，既不能冤枉好人，也不能漏掉敵人，一定要實事求是。”這兩個人就是胡耀邦和譚啟龍，都是十六七歲的小青年。

張愛萍對當時那種隨便懷疑人、審查人的整人做法大為反感，況且他自己也有過一次險遭殺頭的切身感受，因此，對胡耀邦和譚啟龍沒有絲毫懷疑態度，壓根兒也不相信這兩個娃娃是“AB團”分子。既然組織上把他倆交給他“審查”，便分別找他倆談話。他了解他們的出身、經歷、愛好和特長，覺得他倆純系冤屈，於是分配他倆的工作。當時張愛萍兼任“反帝擁蘇大同盟”青年部長，便把胡耀邦留在青年部當干事。20世紀末，張愛萍在《丹心耀日，矢志興邦》的回憶文章中寫道：“經過一段時間的相處和工作實踐，我認為這兩個同志（指胡耀邦、譚啟龍）都無問題。胡耀邦聰穎活躍，熱情能干，虛心好學，還頗有文才，對許多問題都有個孔夫子‘每事問’精神，好打破沙鍋璺（問）到底﹔小小年紀就有為共產主義奮斗終生的堅強決心，干起工作來又是個拼命三郎。我正式向顧作霖報告：這兩個人絕不是‘AB團’成員，從籍貫、年齡到工作經歷，特別是現實表現，足可以証明他們是革命同志。”

聽了張愛萍的報告，顧作霖雙眉緊蹙，陷入沉思。停了片刻，他對張愛萍深有感慨地說：“是啊，我們對革命同志一定要從愛護出發，不能捕風捉影，陷害好人。”

胡耀邦17歲的年紀，人小心紅，卻無端受屈，他感到無比痛苦和煩惱。為了澄清是非，還自身一個清白，經再三考慮，他決心去找少共中央書記顧作霖，一吐為快。

一天晚上，朔風呼嘯，寒氣襲人，胡耀邦鼓足勇氣，來到顧作霖住地，向他開門見山地傾吐自己的苦衷。他與顧作霖徹夜長談，從家庭出身，文化程度，談到14歲離家參加革命，加入共青團，到湘贛省做兒童團工作等革命經歷。顧作霖聽后深受感動，安慰他說：“你別急，是不是‘AB團’，會弄清楚的，你好好等著。”事后，顧作霖對馮文彬說：“不像吧，胡耀邦那麼小的年紀，怎麼會是‘AB團’呢？”馮文彬回答：“是啊！耀邦的歷史是很清楚的，這幾年他一直在蘇區工作，一個十六七歲的娃娃，不可能是‘AB團’分子。”

這以后，胡耀邦有了行動自由。馮文彬經常鼓勵他，要相信黨，耐心等待。有話就找領導和同志們談，別悶在心裡。

不久，馮文彬被派去福建工作，胡耀邦淚眼婆娑地去送他，一邊走一邊問：“你走后，我怎麼辦呢？”

馮文彬深情地安慰他：“相信組織上會對你作出正確的結論的，不要急，更不要想不開，要經得起考驗，你應堅強起來。”

胡耀邦依依不舍，一直把馮文彬送到村外的橋頭。馮文彬策馬走了一陣，回過頭來，看到胡耀邦仍在寒風中佇立不動，目送他漸漸遠去。

后來，在顧作霖的主持下，組織上實事求是地為胡耀邦作出了正確結論，使他免於滅頂之災。

1933年1月，胡耀邦調到蘇區中央局所在地瑞金，先期由少共中央局派他到福建省寧化和清流縣巡視工作。5月，到中央蘇區兒童局，從事少共中央局《青年實話》的編輯工作，並主編兒童局機關刊物《時刻准備著》。組織上發現他具有很強的宣傳組織才能，便調他任“反帝擁蘇大同盟”宣傳部長。9月，不到18歲的胡耀邦由共青團員轉為中共黨員。1934年初出任少共中央局秘書長。譚啟龍被任命為中華蘇維埃少年先鋒隊中央總部巡視員。兩人后來得知，他們走后，被打成“AB團”分子的一些干部，如袁德生（省蘇維埃主席）、易心平（團省委書記）、張槐蓀（省委秘書長）等都被錯殺了。

1982年9月，在黨的十二大上，胡耀邦當選為黨中央總書記，時任中共四川省委書記的譚啟龍正巧遇見時任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主任馮文彬，跟他開玩笑說：“你保了個‘總書記’。”馮文彬哈哈直笑，說：“還保了你這個省委第一書記。”

1933年10月，譚啟龍奉命赴湘鄂贛蘇區工作，在離開中央蘇區前夕，胡耀邦特意來看望他。兩位同生死、共患難的戰友，都知道這一別不知何時才能見面，真有點依依不舍，相互緊握著對方的手，互相鼓勵在各自的戰斗崗位上干出更好的成績來！

自中央蘇區一別，直到全國解放，16個春秋，他倆未謀一面。新中國成立后，胡耀邦和譚啟龍各自擔任著重要領導職務，盡管他們見面機會很少，但是他們戰爭年代結下的革命情誼，沒有被歲月的風雨沖淡。他們始終深切地關心和惦念著，莫逆之交情誼深啊！

1988年春，譚啟龍赴京參加黨的十三屆二中全會，得知胡耀邦因病在京住院治療，即抽空前往醫院看望。譚啟龍的到來，使胡耀邦很是欣喜，兩人盡情敘談。胡耀邦還堅持要譚啟龍把家人都叫來，一起吃頓飯。席間，譚啟龍勸胡耀邦在身體狀況許可的情況下到處走走，散散心，以利於早日恢復健康。胡耀邦說：“我也這麼想過，除掉散散心，也做些調查研究。”兩人在傾談中，胡耀邦回憶了在蘇區受迫害的難忘歲月，他無限感慨地說：“我們慶幸碰到了三個好領導：一個是馮文彬同志，一個是顧作霖同志，再一個是張愛萍同志。沒有他們認真負責的態度和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我們何能得以‘雙脫險’呢？”

同年夏，胡耀邦身體稍有好轉，即去膠東視察、游覽。9月返京路過濟南時，特意停留一天，打算與居住在濟南的老戰友譚啟龍見見面。不料，譚啟龍因身體有疾已於日前去了上海檢查、治療，因而未能如願。胡耀邦在住所，靜靜地想著戰爭年代的崢嶸歲月，想著與譚啟龍幾十年的戰友情誼，不禁心潮翻滾，感慨萬千，當即賦詩一首：

回京路過濟南擬訪老戰友譚啟龍同志，始悉因病去滬治療，悵然若失，書此相贈。

年逾古稀能幾逢，逆交難忘六十春。

冤蒙 AB 雙脫險，戰處南北俱幸存。

牛棚寒暑相憶苦，開拓歲月倍感親。

遙祝康復更添春，壽到雛聲勝老聲。

9月26日，胡耀邦回家后，將此詩用宣紙抄好，也不知何故並未及時寄出。1989年4月胡耀邦逝世后，他的家人清理遺物時，發現此詩，由他的兒子胡德平將此詩寄給了譚啟龍。

譚啟龍將此詩捧讀再三，詩中那至誠至深的戰友情誼激蕩著他的心，胡耀邦的音容笑貌、樁樁往事重又浮現在他的眼前。他再也抑制不住內心的激情，不禁潸然淚下，在胡耀邦贈送的詩篇上留下了斑斑淚痕。

在中央蘇區工作的幾年裡，胡耀邦傾注了年輕人火熱年華的全部心血，夜以繼日，忘我地工作。

他組織創辦了蘇區中央兒童局機關刊物《時刻准備著》，為蘇區的青年運動和團的建設做了大量工作。

《時刻准備著》創刊於1933年10月5日，到1934年7月25日終刊，共出18期，每期發行4000份。凱豐、胡底、陳丕顯、胡耀邦都曾為該刊撰稿。在創刊號上，少共中央局書記凱豐親自撰寫了《發刊詞》，稱贊該刊是蘇維埃領土出現的“第一個共產主義兒童的刊物”。

在創刊號上，胡耀邦發表了一首詩。詩雲：

你們是貧苦工農的小弟妹，

我們是從小做工的苦姐哥，

我們都是皮安尼爾（英譯意“少先隊員”），

我們要時刻准備著！

在創刊號的“識字欄”內，胡耀邦根據少兒特點，通過教寫“狗”字，配詩一首：

狗兒汪汪叫，

見了主人跳兩跳﹔

國民黨也像一隻狗，

見了帝國主義就把尾巴搖一搖。

胡耀邦少年氣壯，工作起來生氣勃勃，總有一股“不搞出點名堂，決不罷休”的勁頭。一次，他到地方參加擴大紅軍突擊運動回來后，要趕著出一期《時刻准備著》刊物，因為版面上有塊空白，不能付印，他便拉著賴大超（時任少共兒童局書記）到張愛萍（時任少先隊中央總隊長）辦公室共同湊了一組猜名人謎語作為補白，其中三則妙趣橫生，使版面增色不少。抬耳向上——張聞天﹔精通往事——博古﹔誰是雇農——何長工。胡耀邦兼職主編《時刻准備著》，他除了負責審稿、定稿外，版面的編排，甚至校對，他都親自去干，樂此不疲。

1933年9月27日，胡耀邦在蘇維埃中央政府機關刊物《紅色中華》第113期“黨的生活”欄，發表了一篇《共產青年團領導之下的蘇區共產兒童三個月的活動情形》的文章。該文翔實地總結了1933年紅五月以來蘇區兒童團的各項工作。在充分肯定紅五月以來3個月工作成績的同時，指出了工作中存在的缺點：一是有些地方對少兒工作重視不夠，沒有很好理解兒童工作的重要性﹔二是實際工作中存在某種“左”的傾向，如有些地方拒絕中農子女加入兒童團等。據此，他提出了“目前兒童局的三大工作”：第一是加強階級教育﹔第二是大力發展組織﹔第三是“蘇區的皮安尼爾們，學習我們過去的經驗，努力執行共產青年團、中央兒童局給我們的任務，我們是皮安尼爾，我們時刻准備著！”

胡耀邦在少共中央局工作期間，他特別重視調查研究，養成了深入實際、密切聯系群眾的好作風。他在任少共中央局秘書長后，除協助主要領導抓全面工作外，還管機關事務，工作再忙再累，他都要擠時間深入基層作調查研究。一次，他發現不少家庭甚至學校，不同程度地存在用打罵方法教育子女、學生的情況，還有童養媳的嚴重問題。他及時向少共中央局作了反映，據此，少共中央協同教育部門發了專門指示進行糾正，並在《青年實話》、《時刻准備著》、《紅色中華》等報刊上發表報道和評論，使上述不良現象得以及時克服。

他先后任少共中央兒童局委員、少共中央局秘書長等職，在不同崗位上他都勇於開創局面，卓有成效地進行工作，得到上級領導和同志們的一致贊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