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鋼板的“大人物”鄧中夏

被迫離開洪湖蘇區領導崗位

1930年7月，鄧中夏告別妻子李惠馨（夏明）與愛子，結束了莫斯科兩年的斗爭生活，回到祖國。

鄧中夏從蘇聯回國后，於1930年8月到達黨中央所在地上海。9月初，中央派他到湘鄂西革命根據地工作，任中共湘鄂西特委書記和紅二軍團政委。

鄧中夏到達洪湖前，黨中央派柳克明為中央軍部特派員，到湘鄂西蘇區推行“立三路線”，提出了“爭取革命首先在湖北勝利”和集中紅軍，實現二、六軍會師，進攻荊州、沙市，然后進攻武漢等冒險主義的主張。在進攻監利、沙市時，部隊傷亡很大，士氣低落，二軍和六軍兩軍之間相互埋怨，特別是上層領導意見很深。在這危急關頭，鄧中夏同志到達洪湖蘇區。他認為部隊進攻監利和沙市受挫后，不宜再向武漢進軍。9月20日，他主持召開前委軍事會議，集中大家的正確意見，決定首先集中全軍力量攻下監利城。22日解放了監利城，全軍士氣大振。

解放監利后，按原計劃本應渡江南下，配合一、三軍團進攻長沙。這時，上級派來的湯慕禹等同志告知紅一方面軍已退出長沙，中央要紅二軍團停渡待命。鄧中夏隨即召開前委會議，決定讓紅二軍團在等待中央命令的同時，先收復沔陽等地，以擴大蘇區和解決紅軍給養。10月初，紅二軍、紅六軍分別佔領了沔陽縣城和仁裡口、張家溝、尤據、彭家場等地。接著，紅二軍和紅六軍又聯合攻下敵人在漢水南岸的重要據點仙桃鎮，從佔領沔陽到攻下仙桃鎮，前后用了不到10天的時間，不但沉重地打擊了敵人，而且擴大了蘇區和蘇維埃政府的政治影響。10月中旬，紅二軍團接到上級下達的進攻岳州的命令，便於下旬離開洪湖根據地，渡江南征。一開始，在蘇區地方武裝配合下，紅二軍連克南縣、華容、公安三縣及津市、石門、臨澧等城市，重創敵軍李覺、李國鈞等部，殲滅敵軍萬余人。紅二軍團在江南的勝利，使湖南、湖北、四川的國民黨軍政頭目非常震驚，何鍵抽調兩個師以上的兵力，前來與我軍決戰，在楊林寺對我軍發動大規模的襲擊，使紅六軍遭到重大損失，紅二軍團全軍被迫北撤，退往湘鄂邊的五峰、鶴峰地區。總結了經驗教訓后，鄧中夏決心把五峰、鶴峰等地建成鞏固的根據地。但是，鄧中夏的戰略計劃卻遭到王明“左”傾中央的刁難和指責。

由於王明在莫斯科時，對鄧中夏就恨之入骨，1931年1月王明等人掌握黨中央大權后，2月就以政治局名義通過了《關於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中共中央駐國際代表團行動問題的決議案》，除重復共產國際政治委員會決議的老調，說瞿秋白、鄧中夏在莫斯科犯了支持中大派別斗爭、反共產國際的錯誤外，還指責他們回國后沒有認錯改錯的表現，因而不能重用。還說鄧中夏被“派往湘鄂西蘇區負重要工作”，對此，“伍豪（周恩來）同志要負相當的責任”。

3月10日，王明一伙又以黨中央名義致函湘鄂西特委，除指責鄧中夏執行了“立三路線”外，又硬說他執行了“富農路線”，並犯了帶領紅二軍團“上山逃跑”的錯誤。同時，他們以黨中央的名義，派夏曦作為黨中央的代表到達湘鄂西蘇區，取代鄧中夏在蘇區所擔任的領導職務。

夏曦到湘鄂西蘇區后，打著“反立三路線”和“擁護國際路線”的幌子，全盤否定湘鄂西黨和紅軍在長期艱苦斗爭中所取得的巨大成績，叫嚷要把黨、紅軍和蘇維埃工作“轉變”到所謂“國際路線”和“四中全會的正確路線上來”，並根據王明“左”傾路線中央的指示，先后以湘鄂西特委和中央分局的名義，命令紅二軍團改編為紅三軍，並責成該部立即離開湘鄂邊，撤回洪湖。

1931年3月，王明一伙控制的黨中央還作出“撤銷中夏同志各種職務”的決定。只是部隊不斷流動，交通阻隔，這一決定未能及時送達紅二軍團，因此在紅二軍團改組為紅三軍時，鄧中夏仍擔任政委兼前委書記，但他的處境已十分困難。1931年4月初，鄧中夏和賀龍率領紅三軍，告別了湘鄂邊根據地的人民，回師洪湖蘇區，開始了“斬關奪隘、撞縣沖州”的長途行軍。

1931年8月，夏曦貫徹王明為首的中央指示，以湘鄂西省委及省軍委名義作出決定，派省軍委常委萬濤協同段德昌率領紅九師北上，與紅三軍主力會師，並“責成萬濤轉變三軍政治路線，充任三軍政委”。

同年9月28日，鄧中夏、賀龍率領紅三軍主力，在荊門的劉猴集與紅九師會合。當晚，紅三軍前委在劉猴集召開了團以上干部會議，會上，萬濤等人作報告，傳達了黨中央和湘鄂西分局、湘鄂西省委、省軍委所作出的旨在誣陷和打擊鄧中夏的一系列決定，宣讀了黨中央《關於軍事路線問題給二軍團全體同志的信》，宣布撤銷鄧中夏的一切領導職務，改組紅三軍前委，由萬濤任紅三軍政委兼前委書記。為了進一步打擊鄧中夏，夏曦竟於1931年12月9日，又以湘鄂西省委名義，通過了一項《對鄧中夏同志的決議》，給鄧中夏“嚴重警告”處分，並“請求中央討論他的黨籍問題”。同時決定派人將鄧中夏送往黨中央聽候處理。

1931年12月的一個清晨，鄧中夏在一個姓余的交通員帶領下，在周老嘴南頭的小河邊，登上一隻去上海的小船，默默地離開了他英勇戰斗過的洪湖蘇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