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平漢
1937年7月全面抗戰爆發后，作為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的毛澤東、張聞天反復強調，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后，必須警惕可能出現的右傾偏向，堅持反對階級投降主義。那麼，是什麼原因使他們如此重視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對黨內可能出現的右傾保持高度警惕？
“統一戰線建立以后，主要危險是右傾機會主義”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中國駐軍奮起抵抗，全面抗戰由此開始。事變的第二天，中共中央發出《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呼吁全中國人民、政府和軍隊團結起來，國共兩黨親密合作，筑起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堅決抵抗日寇的侵略。8月18日，蔣介石正式發表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設總指揮，統轄三個師，以朱德、彭德懷為正副指揮。8月22日，南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正式發布八路軍總部所屬三個師的番號。
全面抗戰爆發后，毛澤東、張聞天十分關注如何在統一戰線中保持中國共產黨的獨立性問題。8月9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集各單位負責人會議，討論平津失陷后的形勢與黨的任務。張聞天在會上所作的報告中明確指出：“堅持同國民黨合作的方針，發揚其每個進步，批評其動搖與妥協。反對急躁病，不斷推動它前進，逼它前進。另一方面，合作並不是投降，反對滿足、遷就的投降傾向。”“提出我黨獨立的積極的主張，提出保障抗戰勝利的辦法，來號召與團結全國群眾，迫使蔣走向我們方面，使我黨實際上起指導作用。”毛澤東在講話中也認為：“紅軍應當實行獨立自主的指揮與分散的游擊戰爭。必須保持獨立自主的指揮，才能發揮紅軍的長處，集團的作戰是不行的。同時還要估計到特別的情形，防人之心不可無，應有戒心，保障紅軍之發展擴大！”
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洛川召開。在22日的會議上，毛澤東作了軍事問題和國共兩黨關系問題的報告。關於國共關系問題，毛澤東指出：現在統一戰線正在成熟中，但國民黨還在限制和破壞我們，我們是繼續有原則地讓步，即保持黨和紅軍的獨立性，要有自由，而採取不決裂的方針。根據大革命失敗的教訓，“獨立性是組織的、政治的獨立問題兩方面”。張聞天在發言中提出，盡管國民黨還有令人不滿意的地方，但還是要堅持聯合他。既要防止“左”的急躁病，要想盡一切辦法來推動國民黨，使其在日本進攻及全國人民的壓力下繼續前進﹔但另方面也要防止右的尾巴主義、投降主義的傾向，要認清中共有保持獨立組織和批評的自由。張聞天強調：“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要失掉自己的立場，不要輕易相信人家。我們只是在抗戰問題上與人家聯合，而內部是有矛盾的。”“目前國民黨對共產黨的態度雖有基本轉變，但合作還只是初步成功，並沒有完全成功，完全成功還要有相當時期。總之，我們對國民黨的態度是：好的贊揚，壞的批評。”24日，張聞天又在會上作了報告，分析當前的政治形勢，在談到有關方針的問題時，他再次指出：“要使大家了解抗戰是一個持久的戰爭，中共應起決定的作用。隻有中共在抗戰中取得領導權時，抗戰勝利才能得到保障，才能使抗戰勝利后完成民主共和國的任務！”
8月27日，中共中央召開座談會，重點討論統一戰線問題，而且在討論的題目中，第一個就是在統一戰線中，是共產黨吸引國民黨，還是國民黨吸引共產黨？毛澤東在座談會上首先發言。他說：無產階級的政治和組織程度比資產階級高，所以統一戰線由無產階級提出。在聯合抗日的情況下，要把民族革命與社會革命貫通起來。在統一戰線的長期過程中，國民黨有計劃地吸引共產黨及紅軍，我們要提高政治警覺性。要使農民與小資產階級隨著我黨走。國民黨內也有些人動搖於國共兩黨之間，共產黨吸引國民黨的條件是存在著的。“兩黨互相吸引的問題，要在斗爭中來解決。統一戰線建立以后，主要危險是右傾機會主義，在各方面表現出來的就是投降主義傾向，要注意對黨內加強教育。”
9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常委會，討論中共參加政府的問題。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共產黨參加政府問題的決定草案》，強調“在原有紅軍中及一切游擊隊中，共產黨絕對獨立領導之保持，是完全必要的﹔共產黨員不許可在這個問題上發生任何原則上的動搖”。
這次會議三天前，即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全文發表《中國共產黨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對中國共產黨宣言的談話》，認為“此次中國共產黨發表之宣言，即為民族意識勝過一切之例証”。“今日凡為中國國民，但能信奉三民主義而努力救國者，政府當不問其過去如何而咸使其有效忠國家之機會，對於國內任何派別，隻要誠意救國，願在國民革命抗敵御侮之旗幟下，共同奮斗者，政府無不開誠接納，咸使集中於本黨領導之下，而一致努力。中國共產黨人既捐棄成見，確認國家獨立與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唯望其真誠一致，實踐其宣言所舉之諸點，更望其在御侮救亡統一指揮之下，以貢獻能力於國家，與全國同胞一致奮斗，以完成革命之使命。”這個談話的發表，實際上是蔣介石承認了中共的合法地位，標志著第二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
毛澤東很快對蔣介石的談話做出回應。9月29日，他寫作了《國共兩黨統一戰線成立后中國革命的迫切任務》（即收入《毛澤東選集》第2卷的《國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務》一文），指出：“共產黨的這個宣言和蔣介石氏的這個談話，宣布了兩黨合作的成立，對於兩黨聯合救國的偉大事業，建立了必要的基礎。共產黨的宣言，不但將成為兩黨團結的方針，而且將成為全國人民大團結的根本方針。蔣氏的談話，承認了共產黨在全國的合法地位，指出了團結救國的必要，這是很好的﹔但是還沒有拋棄國民黨的自大精神，還沒有必要的自我批評，這是我們所不能滿意的。但是不論如何，兩黨的統一戰線是宣告成立了。這在中國革命史上開辟了一個新紀元。這將給予中國革命以廣大的深刻的影響，將對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發生決定的作用。”
國共合作局面正式形成后，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一再重申，在統一戰線中必須堅持獨立自主原則。9月30日，毛澤東、張聞天致電秦邦憲、葉劍英，強調在南方紅軍游擊隊改編時，以集中五分之三、留下五分之二原地改為保安隊為原則，反對國民黨提出的全部集中的要求﹔保安隊均須進行政治上的整理，反對投降主義，反對國民黨派遣任何人，任何游擊隊區域，均須中共中央派人親去傳達改編指示，然后集中。10月2日，毛澤東與張聞天又致電秦、葉，令項英來中央討論南方游擊隊改編問題，並指出：“南方游擊隊萬不宜集中，項（即項英——引者注）在江西的做法上了國民黨的當”。
10月13日，張聞天、毛澤東致電劉曉等人，強調：“民族資產階級的影響，在部分左傾領袖及黨員中是在增長，主要表現在對於國民黨的投降，隻知同國民黨統一，處處遷就他的要求，而不知同他的錯誤政策做斗爭。”“民族統一戰線不但不取消對於國民黨的錯誤政策進行批評與斗爭，而且隻有在這一基礎上，才能使統一戰線充實鞏固起來，使之繼續前進。隻有使國民黨感覺到群眾對於自己的不滿與壓迫，才能推動它在各方面的徹底轉變。同國民黨和平共居，隻能延長他的錯誤政策的壽命。”“應不失時機對國民黨的錯誤政策採取攻勢的批評與斗爭，主要方向首先是在改組國民黨，然后及於改組政府與改造軍隊，這不是使國共合作分裂，而是使之更進一步的開展。”10月19日，毛澤東與張聞天致電周恩來、朱德等，提出在山西須堅持與閻錫山合作，不參加任何倒閻陰謀，但原則問題決不讓步。
11月12日，即上海陷落的當天，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黨的活動分子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的報告。報告指出：“在盧溝橋事變以后，黨內的主要危險傾向，已經不是‘左’傾關門主義，而轉變到右傾機會主義，即投降主義方面了。這主要是因為國民黨已經抗日了的緣故。”因此，“必須尖銳地提出誰領導誰的問題，必須堅決地反對投降主義。”“‘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這個原則的說明、實踐和堅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戰爭引向勝利之途的中心一環”。11月15日，毛澤東在復電周恩來並告朱德、彭德懷等時又指出：“目前山西工作原則是‘在統一戰線中進一步執行獨立自主’。因為國民黨及閻黃衛（指閻錫山、黃紹竑、衛立煌——引者注）在日寇打擊之下，已基本上喪失在山西繼續支持的精神與能力。我們須自己作主，減少對於他們的希望與依靠，故‘獨立自主’之實行，須比較過去‘進一步’，這是完全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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