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初創時期在香港的活動

領導省港大罷工對香港方面組織發動罷工工作加強領導

1925年5月30日，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發生。6月上旬，鄧中夏在中共廣東區委會議上正式提出了發動省港罷工的問題，並深入分析了發動罷工的意義和可能性等問題。省港大罷工爆發前夕，中國共產黨在香港工人中的力量還比較薄弱，隻有黨員10余名和共青團員三四十名，分別成立了黨支部（書記黃平） 和團香港地委（下轄3個團支部）。他們在香港工人中影響不大，平日與工人接觸也比較少。而且在港英當局殖民主義統治的惡劣環境中，黨團都處於“非法”的秘密狀態，因此給發動組織群眾增加了不少困難。香港地區的工會，沒有一個統一的組織領導。140多個工會團體分別屬於香港工團總會派、華工總會派和無所屬派等三個大系統。除少數是產業工會或職業工會外，其余大部分都是行業工會或手工業工會。其中大部分工會又都操縱在一些資本家、封建把頭或黃色工會頭目手中。

在此情況下，鄧中夏委派黃平返回廣州，向中共廣東區委詳細匯報罷工宣傳發動進展情況，並通過中共廣東區委向中共中央廣州臨時委員會（簡稱“中央廣州臨委”）請示下一步的行動方針。經中央廣州臨委與廣東區委認真考慮后，毅然決定罷工。為了對香港方面組織發動罷工工作加強領導，中央廣州臨委“指定黃平、鄧中夏、楊殷、蘇兆征、楊匏安五人組織黨團，為指揮機關”。在此期間，蘇兆征、鄧中夏等在香港西環杏花樓召集香港部分工會領袖開會。鄧中夏在會上詳細介紹了“五卅”慘案的經過，揭露了帝國主義侵略和屠殺人民的罪行。在蘇兆征的提議和主持下，與會者熱烈討論並通過了罷工宣言及對港英當局提出的條件。條件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關於擁護上海工商學聯合會提出的17條要求﹔第二部分是關於香港工人對港英當局提出的政治自由、法律平等、普通選舉、勞動立法、減少房租及居住自由等6項條件。這些條件由“各工會聯名送給香港政府”。

在發動罷工的過程中，鄧中夏、蘇兆征根據過去的斗爭實踐經驗，認識到要在廣東組織發動這場反帝斗爭，僅靠自己單槍匹馬是無法成功的，還必須同時得到國民黨和廣東政府的合作與支持。為此，當他們在香港發動罷工的同時，便“決定派兩名代表隨鄧中夏、黃平返省與革命政府商洽”。

經過幾天緊張的准備工作，罷工的時機日益成熟。這樣，在蘇兆征等人的帶領下，香港海員於6月19日正式開始了這次反帝罷工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