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洪泉
李德，原名奧托·布勞恩，曾用名華夫，早年加入德國共產黨，1928年進入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后被共產國際派到中國擔任軍事顧問。1933年初，李德從上海來到中央蘇區。中共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不懂軍事，對李德十分依賴和支持，把第五次反野圍剿冶的軍事指揮大權完全交給了李德。李德推行軍事教條主義，導致紅軍作戰接連失利，引起紅軍廣大官兵的不滿，但博古、李德不認真吸取教訓，改變錯誤做法，反而對提出不同意見的同志進行打擊。在遵義會議上，李德受到了嚴厲批評。
遵義會議上受到批判
1935年1月，遵義會議召開。會上，李德受到批評，其軍事領導方式和戰略戰術方針也受到批判，並被寫入會議的總結決議之中：“政治局擴大會認為××同志特別是華夫同志（××同志指博古，華夫同志指李德） 的領導方式是極端的惡劣，軍委的一切工作為華夫同志個人所包辦，把軍委的集體領導完全取消，懲辦主義有了極大的發展，自我批評絲毫沒有，對軍事上一切不同意見不但完全忽視，而且採取各種壓制的方法，下層指揮員的機斷專行與創造性是被抹殺了。在轉變戰略戰術的名義之下，把過去革命戰斗中許多寶貴的經驗與教訓完全拋棄，並目之為‘游擊主義’，雖是軍委內部大多數同志曾經不止一次提出了正確的意見，而且曾經發生過許多劇烈的爭論，然而這對於華夫同志與××同志是徒然的。”“政治局擴大會認為為了粉碎敵人新的圍攻，創造新蘇區，必須徹底糾正過去軍事領導上所犯的錯誤，並改善軍委領導方式。”
李德本人參加了遵義會議，伍修權作為他的翻譯也列席了會議。對於李德在遵義會議上的表現，伍修權回憶：“會議一開始，李德的處境就很狼狽。當時，別人基本上都是圍著長桌子坐，他卻坐在會議室的門口，我也坐在他旁邊，他完全是處在被告的地位上。別人發言時，我一邊聽一邊翻譯給李德聽，他一邊聽一邊不斷地抽煙，垂頭喪氣，神情十分沮喪。由於每天會議的時間很長，前半段會我精神還好，發言的內容就翻譯得詳細些，后半段會議時精力不濟了，時間也緊迫，翻譯就簡單些。在會議過程中，李德也曾為自己及王明在軍事上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辯護，不承認自己的錯誤，把責任推到客觀原因和臨時中央身上。不過這時他已經理不直、氣不壯了。事后有人說他在會上發脾氣，把烤火盆都踢翻了，把桌子也推翻了，這我沒有見到。當時會議的氣氛雖然很嚴肅，斗爭很激烈，但是發言還是說理的。李德本人也意識到已是‘無可奈何花落去’，失勢無權了，隻得硬著頭皮聽取大家對他的批判發言。”
李德在他1973年出版的《中國紀事》中是這樣回憶的：“至於我呢，我隻能吃力地跟上兩天的會議。伍修權顯然不樂意給我翻譯，而且譯得也不完全。因此，我在得到會議記錄或者至少是尚待作出決議的文字材料並詳細閱讀之前，沒有表明態度。”對於會上對他的批評，他認為是“詆毀”，辯解說：“一個外國顧問既沒有下達指示的權力，又不懂中文，和外界又沒有聯系，怎麼才能做到這些呢？”同時，他堅持認為遵義會議“不是解決生死攸關的原則問題，而是一場無原則的派別斗爭”。
在遵義會議上，李德堅持認為自己作為顧問只是提提意見，是中國同志自己搞壞了，而“完全堅決地不同意對於他的批評”。黨在決定決議到支部討論時，指出了華夫的名字，而在團以上干部會中才宣布博古的名字。在遵義會議上，李德被取消了指揮權。這次會議以后，他參加紅軍領導層決策性會議的次數逐漸減少，即使應邀參加，也只是列席罷了。
唯一走完長征全程的西方人
在遵義會議結束之前，李德提出了到紅一軍團去的要求。“我請求允許我在第一軍團待一段時間，使我能夠在前線的直接實踐中更好地認識毛所大肆強調的中國內戰的特殊性。這一請求被批准了。”於是，“他的馬背上馱滿了從軍需官那裡領來的特殊供應物品，他就匆匆去追趕林彪的部隊了。三四天之后，他終於見到了林彪。他說，他受到了無禮的接待。不過，他還是收起了他最喜愛的娛樂———打扑克，開始研究毛的戰爭方式了。在此之前，很多長夜他都是和博古以及兩個翻譯靠打扑克打發過去的”。
紅一軍團是中央紅軍的主力部隊，早在中央蘇區時李德還曾去紅一軍團講過戰術課，當時他與軍團長林彪相處得還算融洽。不過這次前來“蹲點”的李德卻自認為討了無趣：“林彪以一種不耐煩的態度接待了我。關於軍事形勢，他緘口不談，我以后在他的司令部度過了幾個星期，在這期間他對我也幾乎毫不過問。”事實上，林彪對李德仍很關照，他特意交代軍團管理科的一名科長負責照顧李德的生活。1935年2月下旬，紅軍二佔遵義城時，李德又回到中央縱隊行動，隨軍轉戰貴州、雲南。
1935年5月12日，紅軍巧渡金沙江后，中共中央在會理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是長征途中一次重要的會議。據李德回憶，他在會議召開前的最后一刻接到邀請，由於沒帶翻譯，隻能靠博古邊聽邊給他作一些簡單的介紹。會上，毛澤東對以林彪為代表的錯誤認識和活動進行了批判，李德在表態時卻說：“我們別談過去了，還是談談當前吧。”但是，李德在《中國紀事》中回憶：“局外人”即非政治局委員沒有參加這次會議，林彪、彭德懷也沒有到場。
6月中旬，紅一、四方面軍在長征途中會師。8月初，李德被派到紅軍聯合軍事學校擔任領導。據他自己回憶：“就戰術問題上過幾次大課，並且進行過幾次專題的講座和圖上演習，但大部分時間卻是參加‘收割’，甚至有兩次參加了一個征糧隊。”8月3日，紅軍分成左、右兩路軍北上，李德同中共中央和前敵指揮部一起隨右路軍行動。當時，紅四方面軍領導人張國燾企圖分裂紅軍，而李德以自己特殊的地位和身份堅決抵制分裂，維護黨的決議和統一。他也認為：“我確實也是一個忠實支持者，盡管我對遵義會議持有保留意見。”
對此，時任紅軍大學軍事教員的閻捷三曾有過回憶：一天凌晨，紅大師生集合起來准備出發，這時紅軍大學教育長、四方面軍參謀長李特帶著人騎馬趕來了。他大聲傳達張國燾的命令，要四方面軍的同志都隨張國燾南下，不要跟中央北上。李德見李特十分囂張，上前拉住了李特的馬頭，斥責他的分裂言行。沒說幾句話，兩人就動起手來。聞訊而來的毛澤東制止了他們的爭斗。此時，李特情緒非常激動。李德擔心李特一時沖動鋌而走險，就從后面將李特緊緊地抱住。李特氣急敗壞地狂喊亂叫，使勁掙扎，但無奈李德的雙臂如同鋼鐵一般，他怎麼也擺脫不掉。毛澤東見狀說了聲：“放了他吧！讓他們走！”見毛澤東發話，李德這才不情願地鬆了手。
當時在場的彭德懷目睹了這一幕，並說李德“這次表現很好，站在正確的方面”。上述一幕，見於2006年8月15日《解放軍報》上發表的《李德被取消指揮權之后》一文。在閻捷三《捉放李特的見聞》中有更為詳細的回憶，彭德懷以及另外幾個當事人和目擊者的回憶也提到了這件事，應當是可信的。李德對自己的這一行動，在《中國紀事》中卻一字未提，隻模糊地寫道：“而我呢，半夜被派到軍事學校去傳達開拔的命令，我這樣去做了。司令員同他的人引人注目地留了下來，其間好像沒有發生沖突，早晨我同學校一起又加入了中央縱隊。”
9月中旬，中共中央在俄界召開會議，會議通過了《關於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同時將部隊進行了重新編組，李德是編制委員會的成員之一。10月19日，中央紅軍主力勝利到達陝北吳起鎮（今吳起縣城）。紅一方面軍勝利結束長征，李德也成了唯一走完長征全程的西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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