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昌與百色起義

當時廣東的情況與湖南、湖北一樣，在盲動主義的影響下，認為革命高潮仍在繼續不斷高漲，組織黨的力量向敵人發起一次又一次的進攻，使各地黨的組織遭到嚴重損失。這時中共廣東省委機關駐香港。

1928 年11 月6 日至24 日，在賀昌的指導下，中共廣東省委在香港召開全省黨員代表擴大會議。賀昌在會上傳達了黨的六大精神和中央對廣東工作的指示，會議通過了各種決議案，選舉產生了新的省委領導成員。不久中共中央對各省的領導干部進行了調整。1929 年3 月，省委書記黃釗被調離，中央政治局會議曾討論決定賀昌擔任廣東省委書記。后考慮共產國際當時有個不成文的意見：中國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政黨，領導機關的第一把手，應由工人出身的同志擔任。賀昌即改任為中共中央巡視員兼中共廣東省委常委、宣傳部長、黨報委員會書記，同時賀昌還擔任著中華全國總工會南方辦事處宣傳部長等領導職務。由於賀昌的工作能力與資歷都比一般人高，特別是他以中共中央巡視員的身份到廣東的，所以廣東省委的領導工作，實際一直為賀昌主持。

當時中共廣東省委起著南方局的重要作用，它管轄著廣東、廣西、南洋各地的黨組織，與贛、湘、閩等邊界縣的黨組織都有聯系。賀昌到香港后，對廣西的工作極為重視。還在1928年11 月8 日，他給中央寫信匯報廣東省委的工作時就提到：“廣西黨的指導機關，必須根本改造，中央應准備派人到廣西工作，否則等於不要廣西，省委最近可派人去。”

1929 年1 月，賀昌以中共中央巡視員的身份在香港召開廣西黨的工作會議，按照中央指示，將中共廣西臨時省委改為中共廣西省委。廣西臨時省委於上年4 月由特委改建，這時臨時省委正遭到嚴重破壞，有的委員犧牲，有的叛變失蹤，臨委書記黃強亞不知去向。在這種情況下，賀昌選派了香港東區區委書記、產業工人文沛擔任書記，成員有朱錫昂、雷經天、聶根、胡福田等。會后，賀昌立即指派他們到廣西，要他們很快開展工作。3 月，中共中央來信指示，認為廣西沒有成立省委的必要，讓賀昌將廣西省委改為特委，受廣東省委領導。自此，賀昌不斷選調人員派往廣西，加強黨在廣西的工作。龔楚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於1929 年5 月被賀昌從香港派往廣西的。與他一起同行的還有《香港日報》的梁、吳兩位同志，在途中二人不幸被敵人抓去，押到廣州后壯烈犧牲。1929 年6 月25 日至30 日，中共六屆二中全會在上海召開，出席會議的有周恩來、羅登賢、周秀珠、向忠發、關向應、項英、賀昌等。會議全面檢查總結了六大以來黨的工作，提出了繼續深入土地革命，開展游擊戰爭，擴大蘇維埃區域，建立紅軍，加強公開工作和秘密工作等項任務。

會上，賀昌匯報了廣東省的工作，特別強調了廣西的問題。這時在新軍閥混戰中，廣西國民黨左派掌了權，他們主動要求中共派干部協助工作。這是個極好機會，賀昌向中央匯報請示，要派人加強黨對廣西的領導。會后賀昌回到香港，立即與廣東省委商定，派何誓達到南寧，任中共廣西特委書記。中央對賀昌的意見十分重視，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派鄧小平去廣西工作。

毛毛在《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中寫道：“1929 年7 月到8 月間，正是南方盛夏酷暑之際，父親奉黨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派遣，告別了妻子，坐上南下的船，經過香港，趕往廣西。”“父親乘船到香港后，立即與黨的南方局取得聯系。當時黨中央的南方局設立在香港，負責廣西、廣東兩省的工作。因為香港和上海一樣，是租借地，便於我黨開展工作。南方局的書記是賀昌，聶榮臻任中共廣東省委軍委書記。賀昌和夫人黃慕蘭、聶榮臻與夫人張瑞華兩對夫婦住在香港跑馬地的鳳凰台附近。父親一到香港，便與他們取得了聯系。據黃慕蘭回憶：那時我們夫婦和榮臻、瑞華住在一起，小平同志到香港后住在旅館，他到我們住的地方來過一次，主要是賀昌同志和聶榮臻同志談廣西的工作。他還在我們那裡吃了晚飯，菜是我和瑞華燒的。后來賀昌曾去了廣西，參加了廣西省委的會議，還和你爸兩人都講了話。”

賀昌擔任南方局書記是誤傳，但他的實際工作起著南方局書記的重要作用，包括他和鄧小平共同策劃和領導的百色起義。鄧小平是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到廣西的，他化名鄧斌，以廣西省政府秘書的職務作掩護開展工作。在這之前，他是中共中央機關的秘書，有機會列席中央的各種會議和看到各地送來的工作報告。因此，他和賀昌兩人的關系是比較了解和熟悉的。賀昌在上海時，鄧小平曾在賀昌的住處搭過鋪，在賀家住宿。

廣西特委屬廣東省委領導，廣西工作的重擔，自然落在了賀昌的肩上。在賀昌和鄧小平的領導下，黨組織利用各種渠道和關系陸續派了40 多名軍政干部深入廣西省政府各部門和軍隊中去工作。他們或由人介紹，或改換姓名，都未公開共產黨員的身份。這些軍政干部中有張雲逸、陳豪人、龔鶴村（龔楚，后叛變）、葉季壯、袁任遠、李謙、李朴、何世昌、宛旦平、馮達飛、魏伯岡、沈靜齋、許卓、袁振武、史遽然、余惠、李干輝等。

在我黨統戰策略的影響下，主政廣西的俞作柏、李明瑞釋放了“清黨”中被國民黨政府在廣西監禁的共產黨員和進步分子，並吸收他們到政府和軍隊中工作﹔俞、李還同意開放工農運動，恢復工會和農民協會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