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近日，人民網黨史頻道連載了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觀領袖 品黨史》。本書匯集了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一批青年編研工作者運用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的文獻來解讀黨史上的一些重大決策的文章。這些文章思想性、學術性、可讀性俱佳，具有重要的文獻研究價值和決策參考價值，廣大黨員干部可從書中汲取豐厚的思想營養和治國理政的智慧。【點擊進入圖書連載】以下為本書節選：
眾所周知，1957年11月毛澤東在莫斯科會議期間提出“超英趕美”的戰略構想，認為中國的經濟建設可以出現更髙的發展速度：由此，從1958年1月南寧會議嚴厲批評“反冒進”，到3月成都會議提出“多快好省”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再到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通過總路線並肯定以“躍進”代替“冒進”，干部和群眾的干勁與熱情被一再地激發並高漲。在推動全國上下加快建設步伐實現“大躍進”的過程中，作為戰略家的毛澤東，盡管處於興奮狀態，但其思想情緒並非簡單地直線上升，在積極推動的同時，也透露出一些“留有余地”的謹慎心態。
1958年3月由毛澤東主持召開的成都會議，是繼南寧會議后進一步在思想上為“大躍進”發動開路的重要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了多次講話，號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要敢想、敢說、敢干。但與此同時，他對浮夸、虛報和高指標等，也表現出一定程度的警覺。如，關於究竟多長時間完成十年農業計劃問題，毛澤東提出：“苦戰三年，基本改變本省面貌。七年內實現四十條。農業機械化，爭取五年實現。”[《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793頁。]但在會議過程中，有的省已經提出了不切實際的計劃。鑒此，毛澤東在3月20日會議上講話時說：“河南省提出一年實現‘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消滅文盲，可能有些能做到，即使是全部能做到，也不要登報”，若能做到，“起碼是工作粗糙，群眾過分緊張”。為防止“大家搶先，搞得天下大亂”，毛澤東似乎不是即興之言地站在了這樣一個高度：“建設的速度，是個客觀存在的東西。凡是根據主觀條件和客觀條件能辦到的，就應當多快好省，鼓足干勁，力爭上游。但辦不到的不要勉強。”毛澤東不避諱地指出，“現在有股風，十級台風”，要“把空氣壓縮一下。壓縮空氣不是潑冷水，而是要把事情辦得扎實一點”。他旗幟鮮明地強調，“要去掉虛報、浮夸，不要爭名，而要務實”。為了讓大家“把膨脹的腦筋壓縮一下，冷靜一些”，在3月25日講話時，毛澤東專門講了思想方法問題。他不無憂慮地提出：“今年這一年，群眾出現很高的熱潮。我很擔心我們一些同志在這種熱潮下面被沖昏了頭腦，提出一些辦不到的口號。”由此，他鄭重強調：“做是一件事，講又是一件事。即使能做得到，講也要謹慎些，給群眾留點余地，給下級留點余地，也就是替自己留點余地。總而言之，支票開得太多，后頭難於兌現。”
在以“鼓勁”、“升溫”為基調的成都會議上，毛澤東警示各地領導干部要“壓縮空氣”，要“務實”、“謹慎”，可視為一種“熱中帶冷”的心態，即在號召大干快上的同時希望能求穩求實，在力爭上游的急迫熱切中希望能“留有余地”。這大體與他一貫倡導的辯証法思想方法有關。
成都會議結束后，1958年4月1日至9日，毛澤東到武漢召集華東和中南一些省委書記開會，讓他們了解成都會議情況，同時聽取關於“苦戰三年”的打算。在4月1日聽取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匯報一年實現綠化時，毛澤東問：“你們怎麼能一年實現綠化？”勸他把指標修改一下，規劃調整一下。吳芝圃同意不提一年實現綠化、消滅四害，但還是堅持一年實現“四五八”。[ 參見《毛澤東傳（1949—1976）》（上），第808頁。]4月2日聽取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匯報水利問題時說：“你們能三年改變面貌很好，但是我表示懷疑，多搞幾年也不要緊，……不要過早宣布水利化，要留有余地。宣布完成水利化、綠化、‘四無’是危險的，隻能宣布基本完成。”[《毛澤東傳（1949—1976）》（上），第808頁。]4月3日聽取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舒同匯報時又說：“說苦戰三年就水利化了，我是懷疑的。三年基本改變面貌，我看隻能初步改變。《人民日報》不要隨便輕易宣布什麼‘化’”﹔並嚴肅指出：“糧食到手，樹木到眼（看得見），才能算數。要比措施，比實績。”[《毛澤東傳（1949—1976）》（上），第808—809頁。]4月5日聽取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匯報，針對浮夸作風提出：“要搞具體措施。要看結果，吹牛不算。不要浮而不深，粗而不細，華而不實。”[ 毛澤東在武漢會議聽取周小舟匯報時的談話記錄，1958年4月5日。]4月9日聽取江西省委第一書記楊尚奎匯報，嚴肅批評了造假現象：“我們對各項工作、各種典型，要好好檢查，核對清楚，有的是假博士、假教授、假交心、假高產、假躍進、假報告。”[ 毛澤東在武漢會議聽取楊尚奎匯報時的談話記錄，1958年4月9日。]4月11日，武漢會議結束后，毛澤東又找中央辦公廳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田家英和新華社社長兼《人民日報》總編輯吳冷西專門談了宣傳問題：近來報紙的宣傳反映實際不夠，有不實之處，如指標、計劃講得過頭了。要調整一下，壓縮空氣。報紙宣傳要慎重，一個“化”，一個“無”，不要隨便宣傳已經實現了。即使是講訂規劃、提口號，也要留有余地，在時間和空間上說得活一點。並再次強調：宣傳要搞深入、踏實、細致。不能隻講多快，不講好省。[ 參見吳冷西：《憶毛主席——我親身經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片斷》，新華出版社1995年版．第70—71頁。]關於“苦戰三年”，毛澤東在1958年10月2日會見外賓時曾說：“我那時候懷疑這個口號，我說是不是可以改為苦戰三年初步改變農村面貌，他們都不贊成，他們提出一些材料，拿出一些圖表給我証明。這些地方同志，他們大部分也都是中央委員就是了，省委書記，他們說還是基本改變。……但是我這個懷疑還沒有去掉，還有點右派尾巴。”[ 毛澤東會見保加利亞等六個國家代表團的談話記錄，1958年10月2日。]
在整個氣氛持續升溫的背景下，毛澤東仍然延續了“熱中帶冷”的思考。為避免“假、大、浮、粗、過”，他在武漢會議上對“留有余地”的強調頻率大幅提髙，從速度到程度，從計劃到實踐，從過程到結果，從口號到措施，從宣傳到檢查都涉及到了，核心是想把“多快”與“好省”統一起來。
這就不免讓人產生一個疑問，作為決策者的這種工作思路，為什麼沒能對當時干部的思想觀念產生應有的實際影響？也許親歷者的體會能夠說明一些問題。吳冷西回憶說：從成都會議到武漢會議，“毛主席關於壓縮空氣、留有余地的這些話，我雖然聽到了，但被前面所說的關於提髙風格、敢於創新等等議論壓倒了，因而沒有足夠的重視。隨著大躍進高潮的到來，也沖昏了頭腦”[ 吳冷西：《憶毛主席——我親身經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片斷》，第64頁。]。由此可以得出兩點認識：第一，毛澤東之所以發動“大躍進”，根本上是希望“快”，也就是力爭上游、多快好省是總路線，實現“趕超”是宏觀戰略，而“留有余地”只是作為具體戰術和思想方法進行強調﹔第二，當時的各地大員們多是抓住了毛澤東提倡的總路線和宏觀戰略．“趕超”和“快上”也成為統領當時干部思想的主導觀念，而“留有余地”只是一種具體戰術和針對性並不強的一種思想方法，在“大躍進”運動初期的整體氛圍中基本上很難深入人心，更談不上開花結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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