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穎
漂泊南洋的抗日女性
“大家都知道我的母親是一位割膠能手，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她回國前漂泊在南洋時，曾是一位‘馬共’黨員。”鄭玉生回憶。
周香祖籍廣東，小時候是一個童養媳，從小被家人帶到了南洋（今馬來西亞一帶），成婚以后，生育了鄭玉生等4個孩子。周香16歲時就去了膠園割膠，因為技術輕巧細膩，老板很器重，於是又調她去割膠芽接的實驗樹，報酬也豐厚。
“1940年代，日本佔領馬來西亞時，母親性格剛烈，被一個日本兵狠命地抽打，魚翻式的連摔兩次在地上，人都失魂了﹔祖父被踢了幾腳，二叔被殺害了。母親憋著一股氣，上山投靠了抗日游擊隊，加入了‘馬來亞共產黨’去打鬼子。”
在鄭玉生的記憶裡，母親曾參加當地的橡膠工人維權運動，在法庭上與資方展開辯論，最終還打贏了官司，資方同意賠償工人們的糧銀補貼，母親也為馬共活動組織捐款。
可是幾年后日本投降，母親被叛徒出賣，列入了黑名單，家裡不能住了，又沒有了組織，無奈之下，她把鄭玉生安置在一個親友家中避難，帶著兩個妹妹離開了。
1949年的中秋節，周香帶著女兒回家團聚時被拘捕了，周香和她的幾個兒女被關押在吉隆坡警察局、怡保集中營等地，在獄中度過了20個月。
600多個日日夜夜，周香母子在極度艱難中靠著信念度過，一小碟子手抓飯，一年不見陽光，衣裳都是餿臭的味道。鄭玉生那時12歲了，他記得，在獄中，難友們自發組織開展學習文化，講解斗爭史，召開紀念會，教唱國際歌，印象非常深刻的是，1950年的五一節，那是新中國解放后的第一個勞動節，聽說北京要開展大規模游行，大家非常興奮，守在一部收音機周圍，聆聽游行的消息發布。
后來，幾經周旋輾轉，1951年，700多難僑乘坐運輸船在海上飄搖了4個晝夜到了香港，由香港轉回了廣州。
成為割膠能手
1951年，周香被安排在廣州第四難僑招待所，難僑辦事處動員大家到海南種植橡膠。那年夏天，搖晃了2個黑夜、1個白天的滾輪終於到了海南島，大家在海口得勝沙路前的海灘，坐上漁民的小風帆船才上了岸，隨后又坐上燒炭車一路顛簸到儋州。那大管理所將周香母子安排在了一個隻遺留下500多株橡膠樹的小小膠園裡割膠，這裡距離那大有15公裡，中間是漫漫無邊的森林。“我的母親帶著我們在深山老林裡生活，出門要背一把粉槍，還需要備一根木棍。”
種橡膠的艱苦，當時已14歲的鄭玉生是體會過的。“每半個月才去一趟管理所，領取30萬元（舊幣約為1元錢）生活費﹔水井裡有螞蝗，母親就讓我們吃大蒜解毒﹔有一次，我被爬進茅草屋的一條青色紅尾蛇咬傷了，母親急壞了，背著我去找蛇醫，來回步行了6個多小時，還要趟過沙田河﹔每當雨季來臨，更要受洪水圍困。”
盡管如此艱難，周香還是帶著10多個民工清理了膠園，后來還開啟了一場“解放膠林”大會戰。那時，從廣東運來花生餅和黃豆餅，從那大用木輪牛車送到膠園，鄭玉生會連夜挑到宿地，周香把豆餅發酵制成肥料，指導民工挖土施肥，橡膠樹開花時，還請來技術員教工人授粉，當然，一直在身邊的大兒子鄭玉生也在勞動的行列裡，在與母親相依生活的2年多時間裡，他掌握了精湛的植膠技術。周香知道授粉可以獲得優質的種子，她白天守在樹林裡，聽到爆裂的聲音，就急忙尋找橡膠種子，收撿好的種子就送到白南集合地，包裝好再運走。
那個年代，周香一天工作9小時，一個月隻休息兩天，節假日也加班加點，一粒膠子所花費的人力物力，它的價值難以計算，周香和鄭玉生成了“一粒膠子一粒黃金”那個時代的見証人。
可是“文革”期間，周香還是被扣上了資產階級帽子，原因是她領的工資高。在那個年代，周香怕造反派發現她和周總理合影的照片，牽累家人，在一天夜裡，找到鄭玉生工作的儋州熱作兩院的住處，拿出信封包住的照片說，“幫媽媽保存好，不要再拿出來，這個太珍貴！”
20多年裡，鄭玉生按著母親的囑托，始終沒有拿出相片。當1998年再度翻出它時，照片上的影像依然清晰在目，鄭玉生把相片翻拍放大成了20寸的照片交給母親時，周香驚喜得幾乎快要哭泣，她把它小心翼翼地挂在了客廳的牆中間，久久無語……
2008年，90歲高齡的周香走了，度過一生的坎坷，仍始終惦念著那張老照片，臨終叮囑兒子要悉心地保存下去。
老相片，鐫刻著一個時代的人們對一段歲月的留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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