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近日，《黨的文獻》發表文章《毛澤東在香港問題上的戰略遠見》。文中指出毛澤東生前雖未親自踏上香港這片土地，但卻是保持香港繁榮穩定的最早決策者。他長期關注香港問題，主張將來可按協商辦法解決，並為香港回歸做好了戰略和政治外交方面的准備。摘編如下。
毛澤東是新中國的締造者，但許多人不知道，他也是保持香港繁榮穩定的最早決策者。
1949年10月，解放軍解放了廣州，兵臨深圳界河邊，卻停止了腳步。這是為什麼？難道是害怕英國在香港的一萬多名駐軍？當年12月19日《香港華僑報》頭版頭條的報道揭出了其中的秘密：“毛澤東已保証香港地位安全，英國年內承認中共。”
作為20世紀最偉大的政治家之一，毛澤東生前雖未親自踏上香港這片土地，但卻長期關注香港問題，重視香港，並為香港回歸作好了戰略和政治外交方面的准備。
解放軍不打香港並非是到解放廣州時才臨時決定的，毛澤東對此問題早有考慮。早在1946年12月，毛澤東就對來訪的西方記者說過，對香港“我們現在不提出立即歸還的要求，中國那麼大，許多地方都沒有管理好，先急於要這塊小地方干嗎？將來可按協商辦法解決”（《毛澤東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7頁。）。
1949年初，全國大局將定，毛澤東與斯大林代表米高揚談話時說：“中國還有一半的領土尚未解放。大陸上的事情比較好辦，把軍隊開去就行了，海島上的事情就比較復雜，需要採取另一種較靈活的方式去解決，或者採用和平過渡的方式，這就要花較多的時間了。在這種情況下，急於解決香港、澳門的問題也就沒有多大意義了。相反，恐怕利用這兩地的原來地位，特別是香港，對我們發展海外關系、進出口貿易更為有利些。總之，要看形勢的發展再作最后決定。”（《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948頁。）
我認為，毛澤東早在青年時代就形成了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要從世界看中國的觀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形成的冷戰格局中，毛澤東意識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會極力阻止中共上台執政，一旦中共執政，它們就會對中國實行封鎖禁運。而香港作為英國在遠東政治經濟勢力范圍的象征，暫時留在英國人手裡，比立即收回顯然更加有利些。因為英美之間、美歐之間在對華政策上存在矛盾，英國為了保護自己在遠東的利益，就不能完全跟著美國走，來封鎖中國。相反，為了維護香港的穩定和發展，必須同中國保持較好關系。
毛澤東看到，香港是英國在遠東政治經濟勢力范圍的象征。在這個范圍內，美國和英國在對華政策上也就存有矛盾。中國把香港留在英國人手上比收回來好，在這種情況下，香港對我們大有好處，大有用處。就這樣，香港成了新中國發展對外關系的瞭望塔、氣象台和橋頭堡，通往東南亞、亞非拉和西方世界的跳板。
當時，毛澤東在香港問題上所採取的上述政策，曾受到國際上一些共產黨的批評。他們認為中國對帝國主義的態度過於軟弱，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竟然會允許殖民統治的存在。毛澤東回應說：“至於香港，英國沒有多少軍事力量，我們要佔領是可以的。但過去有條約關系，小部分是割讓的，大部分是租借的，租期是九十九年，還有三十四年才滿期。這是特殊情況，我們暫時不准備動它。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們現在就控制它，對世界貿易、對我們同世界的貿易關系都不利，我們暫時不准備動它。”（毛澤東 1963年8月9日同索馬裡總理舍馬克的談話，《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3年版，第249—250頁。）
正是因為有毛澤東這樣的戰略決策，新中國成立不久，英國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中第一個承認新中國，與新中國談判建立外交關系。也正因為有毛澤東這樣的戰略決策，當西方國家跟隨美國對中國實施封鎖禁運時，中國能夠通過香港這一特殊管道，進口石油化工等重要戰略物資。而到中蘇關系破裂，中國在陸上的進出口通道完全被封閉之時，香港更幾乎成為中國與外部世界聯系的唯一通道。在此期間，香港不僅對祖國內地的經濟建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功不可沒，它本身也因此而獲得快速發展，很快成長為“亞洲四小龍”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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